沈洽:视民族音乐学研究为己任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沈洽:视民族音乐学研究为己任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近日同沈洽先生在其寓所促膝长谈，沈君谈笑风生，乐坛往事，娓娓道来。其人胸怀坦荡，一句座右铭“不说假话”，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沈洽17岁高中毕业，同时考取北外、复旦和上音三所高校，但最终选择了上音，志在要为弘扬民族音乐而奋斗。在上音，沈洽修的是“民族音乐理论”，师从沈知白、于会泳、夏野等人学习“东方音乐”和“民族音乐研究”史、论各科；同时又认真学习了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配器等西洋作曲技术理论的“四大件”和钢琴、视唱练耳等西洋音乐的“基础”课程。和大多人一样，他认为：要改变中国音乐“落后的”现状，就必须借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理论这块“它山之石”。这个观点后来有了戏剧性的转变，特别是毕业后，因工作需要，沈洽曾对大量传统音乐进行记谱，从中豁然顿悟：中西音乐的最大不同正在于单个音结构的不同，这里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简单说，西乐基本上是“不同音的组合”，而国乐则充分发展了“单个音的变化”。这一顿悟，让沈洽感到心怀畅达，一通百通，成了后来其作《音腔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成为他面对中西音乐世纪性冲突和困惑的理念支柱。

1978年，沈洽为重返他阔别多年的音乐学术研究队伍，考入当时在全国率先招收音乐学研究生的南京艺术学院，开始了新的人生。那年，正值“改革开放”的春潮初涌，他得以有机会与多年未见的老友罗传开重聚。从他那里，沈洽得到了一些有关国外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发展情况的文献资料。当读到民族音乐学强调音乐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强调人类的各种音乐之所以千姿百态，其原因往往不在音乐自身，而在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环境；强调世界各民族音乐在价值观方面应当一视同仁等观点时，沈洽顿觉眼前一亮，恍若重生。这不就是自己多年在所谓“主要为创作和表演服务”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上苦苦求索而不得解的答案么？！这对中国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如能同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好好整合，相信必能闯出一条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新路。这就是为什么从那时起，沈洽放弃几次升官、发财的机会，无怨无悔地踏上了推动、认知和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清苦历程的原委。

沈洽当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高厚永先生，得到了他的认同和积极支持。终于，在高先生带领下，经一年多的筹备，顶着巨大的压力，“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1980年8月在南京艺术学院胜利召开。民族音乐学从此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

20多年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最大影响就在于“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理念已向全国伸展；但就音乐学界而言，民族音乐学似乎还任重而道远。这固然有客观和历史的原因，然沈洽认为，关键还在于学科的自身建设。对此，他向我坦陈了以下看法：

一，民族音乐学固然强调音乐的文化面，但音乐本身的研究仍是音乐文化研究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尤其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1/4个世纪的发展，主要是音乐学向人类学的拓展，而不是人类学向音乐学的介入，所以不应顾彼失此，丢掉了自己固有的优势。

二，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坚持原来民族音乐理论的传统，这原本无可非议，但假如因了这种坚持而仍仅囿于音乐形态及其分类的研究，且在方法上抱残守缺而不自觉，则实在令人遗憾。

三，西方民族音乐学是西方人研究非西方音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至今没有脱离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模式；因此，如果说中国的民族音乐学重点是解决自己中国音乐的问题，那就必须对之有所甄别和选择；原著一定要读，但不能照搬，更不能醉心于纯理论的夸夸其谈，而不做实地调查（field work）。沈洽坚称，不做实地调查的民族音乐学不是真正的民族音乐学，因为它没有根基，是没有前途的。

1/4世纪以来，沈洽始终如一地钟情于最初的理念：统合“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两者之长，创建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学特色。2001年，他摆脱世事烦扰，远离学术中心，应邀前往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执教，开始了新的试验。迄今四年过去，已取得可喜成效。目前他正专心写作专著《民族音乐学导论》和从事《音腔论》的后续研究。

“我在音乐学界趟了四十多年水，前二十年攻民族音乐理论，后二十多年攻民族音乐学。如今虽已‘淡出’，但‘尘缘未了’，总还想着把自己一生积累的体悟写下来，好对后人有个交待。”长谈结束时，沈洽语重心长地对我如是说道。

链接：

沈洽，1940年生于上海，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现执教于台湾南华大学，主要著作有《音腔论》、《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和《民族音乐学译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