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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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把农村人口强制地束缚在土地上，让其低价提供农产品，以维持城市居民的低工资，确保国家通过获取剩余价值来完成工业化积累，我们选择了一条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发展的道路，实行了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到现在，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在长达几十年固化的城乡利益格局中，已经分化成为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时，我们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在当前主要还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对于外贸过度依赖转向刺激内需。可是，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长期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没有可借鉴的现成经验的，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分割，如果城镇化，城镇福利的蛋糕要让更多的人来分享，然后固化的利益结构和群体的决策优势，使得所有可能要出台的城镇化政策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从各级城镇的管理者来说，都把中国的城市发展经验归结为独特的城市道路，上亿的人口按照城镇居民的福利标准来衡量（现有7亿人口），我们户籍人口和统计上的城镇人口之间大约有17个百分点的差异，城镇化需要的公共服务的成本肯定是各级政府所不愿意的，人口的落户，城市公共服务的压力，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推进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任重而道远，主要是需要改革。两权相害取其轻，两权相利取其重，我们只要下定决心，改革也会有足够的空间。

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

其实城镇化并不是才提出来的，既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为何如今城镇化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它并不是新提法，但承载着新使命。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率达51%之后，城镇化如何牵引经济列车一路前行，持续健康发展？联系党的十精神，最大的核心就是强调了以人为本，强调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未来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户籍改革，二是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前者首先应该解决长期举家迁徙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外来人员的户籍，占农民工总数的20%左右。我们中国有户籍制度、有土地制度，是把人束缚在原来的制度里，政府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不是把农村向城镇引进，是在打破原有城乡二元结构关系，逐步取消所有的制度障碍，允许农民向城镇迁徙过程中，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

后者则是采取措施，强化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例如社保、保障房、子女教育、就业歧视等。一旦差距缩小到零，户籍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因为我们城镇化的核心就是如何使农民进城之后更好地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城镇化问题就是农民进城。现在已经有2亿多的农民进城，但是不能在城镇落户，不能享受公共服务，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调整利益结构，促进农民在城镇可以有稳定的就业和定居条件，并给与农民自主的选择权。所以说，我们将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取消农民进城的障碍，在尊重农民自身的选择权基础上，允许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定居，并逐步解决外来农民工享受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问题。前提是改革传统的户籍、土地、行政管理体制，之后是尊重已经进城农民的自愿选择权。

二、既然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我们就要推进城镇化，这个"推"字怎么理解，何为"推"呢？

众所周知，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51%的水平上，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何为推进城镇化呢？ 是不是推动农民进城的含义呢？

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新型城镇化要求各级城镇政府在城市发展模式上要实行转变。不能再走盲目占地圈地，大搞形象和视觉工程，为了政绩大搞短期行为的路数。要使城市发展方式走生态、集约和低碳的发展道路。这次提出的城镇化政策要求有两个转变，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增长，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转向集约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这里的"推"是城镇化的质量增长，重点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而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就是要解决滥占资源、形象工程和政府短期行为问题。

二是就业方式的改变。这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关键。但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增加就业机城镇化最大的就业潜力在服务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超过50%的时候，服务业就业占主导。到了70%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超过工业二至三倍。而我们现在的服务业还低于工业比重。2012年我们服务业的数据出来了，低于工业近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都52.6%，服务业的比重低于中下等国家8个百分点左右。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所有的省市和城市都在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经，唯独忘记了自己已经面临了服务业高速增长的过程，而服务业要求得时低成本、高效率和集约的城市发展模式。说明有潜力，同时要调整结构，鼓励服务业的发展。

三、如何理解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城镇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已形成基本共识。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等问题的背景下，如何突破投资、消费结构的"临界点"，城镇化因其综合承载能力被寄于厚望。于是城镇化成为拉动内需最大的刺激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也看到外媒报道所说的40万亿的投资政策，中国小城市和城镇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在接受"焦点访谈"时，谈到媒体所涉及的40万亿投资，他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说其实这是根据农民工进城成本估算的。以重庆户测算为例，一个农民工转户成本约10万元，其中包括社保、教育和保障房等费用，而且是要在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各方面来分摊的。平均每年1万多。因为城镇化率要达到70%，还要转移4亿人，乘以10万就得出了40万亿的概念。

当然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中央、地方以及学者、企业家各有不同。但是值得说明的是，中央指的城镇化绝不是房地产问题，拉动需求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投资。首先是要通过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农民把长期消费兴趣从农业村转向城镇。因为只有解决农民在城镇能够享受和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才有可能拉动内需。从广义内需来看，城镇化必然会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建设商业、办公等配套设施，的确可以带动投资。但只有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才可能带动健康可持续的投资，单独依靠城镇化带动的投资可能形成泡沫。同时，城镇化不一定能直接带动消费。因此我们的新型城镇化，虽成为拉动内需的的最大潜力，但我们当前所要建设的城镇化：

其一是新型城镇化要破伪城镇化，彻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人的城镇化，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实现完全的农民工市民化。我国目前名义上的城镇化率为51%，其实有城镇户籍的不足35%，也就是说有2.6亿人在城镇工作，基本上属打工者，有房者的比例低于1%。要让在城镇打工者能够买得起房子，享受同等的城镇社保、医疗等待遇。如果不解决农民变市民问题，继续让三、四亿甚至更多的农民工每年像候鸟一样到处迁徙、漂流，是很危险的，是低质的城镇化。

其二是新型城镇化要避免形成"新圈地运动"，滥占耕地，要集约发展。我们不能把城镇化被简单的理解为房地产，滥占耕地，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新型城镇化应该避免牺牲农业和粮食搞起来的工业化、城镇化。粮食安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报告中也提到了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必须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新型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

其三是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有产业支撑，可持续发展，不能人为造空城。把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有了产业支撑，才有工作机会，我们各个地区应该根据本地的条件，发展具有本地特色而又有竞争力的产业，才能使中小城镇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