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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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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的孕育、诞生,总是包含着一系列偶然的机缘。一旦胚胎形成,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想“挡”也“挡”不住。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一直在思考,如果用报告文学的手段来表现这场灾难,能否写出与《唐山大地震》不同的作品来?哪怕是一点点新意,取材或立意、切入点等等。重复必然难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因为媒体铺天盖地的“轰炸”已经让人们经受过了足够的感官刺激。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部全景式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作品。它只是聚焦于地震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的特殊的人群:抗震救灾志愿者,展现他们在这场人类的大灾大难面前所爆发出来的人性善美。因为,他们奔赴灾区完全是自觉自愿、后果自负的行为,比起有组织的救援行动,自有他特殊的思想精神意义。为什么要写这部报告文学?是什么触动了我?我在作品的第一章做了详细的介绍,不用再在这里赘述。

由于地震后志愿者分布全国各地,给采访带来了空前的难度,我学习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社会调查方式,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用问卷调查的手段,获取了本书中90%以上的第一手素材,同时借鉴了部分间接的报道材料。我对间接材料的使用特别严苛,它必须是非常特殊、典型,让我觉得遗漏了是一种遗憾时才会考虑使用。为了尊重原作者的劳动,我在书后都列出了使用资料的来源。应该说明的是,这部作品的局限和遗憾不可避免,其一是我调查到的志愿者毕竟是整个志愿者队伍中极少一部分,有很多更为感人的人和事情被遗漏是必然的。有很多志愿者不会使用电脑,或他们不擅长用文字表达在灾区的经历,也给问卷调查的全面性、典型性带来了局限;其二是问卷调查获取的材料,肯定不如现场观察和面对面采访获取的材料感性和动人,这无疑会削弱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报告文学不能因为求生动而不切实际地描述和夸饰,我尽量“原汁原味”地把他们志愿行动和心路历程呈现给读者,读者是否有兴趣阅读下去,是作者写作时所无法预估的。

我曾经在多种有关文学活动的场合表述我这样一个观点:报告文学在当下之所以整体处于颓势,很少有作品能像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报告文学诞生时确立它文体地位、给它带来荣耀的战斗性、批判被极大地弱化了。而廉价的“颂扬”式的作品太多,根本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这里,我不是反对“颂扬”,“颂扬”得到位,能够让人叫好其实难度更大。写企业,你可以写成软文广告文学,也可以写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写出企业改革者的形象,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正面报道,你可以写一般的好人好事,也可以写出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作品。如何增强正面报道的感染力,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报纸上常常用整版推出的所谓典型人物报道,阅读率其实未必很高。有很多的正面报道,读者甚至往往只有3个人,一为作者,他关心的是他写的稿件见报了没有;二为编辑,他是非读不可的,这是职业需要;三是被写的人,他对自己的事情见诸报端总是会关心的。如果一篇报道没有人看,你的主观愿望再良好,其社会效果等于零。笔者从事记者工作20年,写过不知多少典型人物和单位的报道,如今在读者的脑海里绝大多数已经烟消云散,留不下任何痕迹。

因此,“颂扬”也是一门艺术。徐迟写陈景润,也是从正面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与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与这部作品所包涵的思想含量密切相关。当经过“”,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的形象已经“臭”得不能再“臭”时,突然,在徐迟笔下出现了一个可亲可爱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人们的观念所产生的拨乱反正的效果导致了它的“轰动”效应。它的成功,对今天的报告文学创作仍然有启迪意义。也就是说,你在写“颂扬”性的报告文学时,心中首先要清楚你的针对性是什么?你的“靶子”在哪里?这样才不会无的放矢,这样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废墟上的觉醒》是一部“颂扬性”的报告文学,它的“箭镞”射向了什么?还是让读者去品味,去回答吧!

读者总是比作者要聪明得多……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年之际,我用我的这部粗陋之作,祭奠在灾难中遇难的同胞!向所有参与抗震救灾的各类救援人员(包括志愿者)表示我诚挚的敬意!■

(作者系《文学报》社长、主编。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近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所写的后记(略有删节)。该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4月份与《广州文艺》5月号同步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