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应对MERS为何惹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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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以来，中东呼吸综合征（M ERS）这一被称为“新SARS”的高致死性传染病开始肆虐韩国。韩国卫生部门在该病爆发初期应对迟缓，还导致mers感染者“暴走”到中国，引起国内外的不满和指责。“任性的韩国人”甚至成为中国网民调侃的对象。那么，韩国政府这次对MERS的应对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状况呢？

教条主义惹祸

毫无疑问，韩国政府在MERS爆发的初期应对上是存在着缺陷的，主要体现在没有及时判断出首例患者为MERS感染，以及教条地依赖在中东地区传播的“应对经验”进行处理等。

对于这一事件，韩国媒体可谓倾巢出动。据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国际部记者李伐赞介绍，其报社几乎全部投入MERS报道，自己也被抽调到社会部帮忙。在其看来，韩国卫生部门最初应对MERS的过程确实缓慢。“在MERS的传播过程中，一开始没人知道哪里有这个病、哪些人得了病，所以民众比较慌乱，他们觉得有人在控制信息的流通。因为有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导致我们后期对应中存在各种分歧。”

5月18日上午，医院怀疑收治的首例患者感染MERS、并将其报告给负责的疾病管理本部的时候，对方居然以“患者所到的巴林不是MERS发病国”为由，没有及时对患者进行检查，而是下令院方对患者进行其他12种疾病的检查。直到这些疾病均被排除后，疾病管理本部才在19日上午8时取走了患者的检体，并于次日早上6时确诊患者感染MERS。

遭到质疑时，疾病管理本部的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如果医院事先了解到患者曾到（发病国）沙特旅行，并向我们报告情况就会不同”。可以说，疾病管理本部的僵化作风造成了近2天的延误，错失了MERS应对的“黄金36小时”，也给后来的控制带来了困难。

此外，MERS在中东地区爆发的“先例”中，虽然患者死亡率高达40%，但传播性并不强，一个病人平均只能传染0.6-0.7个人，而且没有发生过“三次感染”。韩国初期发现的18名感染者也都是首例患者传染的。于是韩国卫生当局认为，只要将韩国首例患者隔离，并对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少数人进行密切观察，就能切断病毒传播。因此，韩国起初只是隔离了与首例患者密切接触的人，直到感染者不断增加，才开始隔离所有直接、间接接触者。后来“跑路”到中国的韩国男子，正是在这一时期因为没有被列入密切接触者而“漏网”的。

可惜，“先例”还是被打破了。6月2日，韩国出现了三次感染的患者，这使得需要被隔离的人数呈几何式增长。更重要的是，政府之前乐观作出的“MERS可以被控制住”的判断基础被摧毁了，也让政府公信力大大下降。

此次事件中，另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现象是，被隔离的疑似病患四处“暴走”。

先是有逃到中国的金某向卫生当局隐瞒了与MERS患者密切接触的事实，强行“出差”到中国；之后又发生被当局指定隔离的大妈因为“无聊”和十几个朋友出去打高尔夫球，导致卫生部门联系不上、最终由警车强行遣送回首尔的事件。类似的事件持续削弱着人们对政府“隔离”措施的信心。

对于MERS这样的传染病，外界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是采取中国应对SARS那样强制隔离的办法。不过，由于法律上的原因，韩国政府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让疑似感染者在家“自行隔离”。后来韩国政府推出了新举措，如利用手机GPS定位，监督疑似感染者的状况，可这又招致人权团体的抗议。标榜“”的韩国政府不得不紧急出面表示，该措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的，不存在违法行为。

被迫的信息公开

此次MERS应对中，韩国政府另一个广受诟病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及时。尤其在其蔓延后相当长的时期，政府都拒绝公布发病医院的名称，导致民众无法了解究竟哪些医院存在风险。

韩国政府对这一做法的解释是，公布医院名可能引起民众的恐慌情绪，导致不必要的风险。也有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如果已经做好了病患的隔离，公布医院名称并没有什么好处，当年中国应对SARS的时候，很多隔离的病患直到解除“禁闭”，都被要求不可透露被隔离的场所等相关情况。但是，从实际的效果看，韩国政府这样做反而加剧了民众的恐慌，进而造成被“信息封锁”的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发行动起来，在网上公布发生MERS病例的医院“地图”，突破当局的信息封锁。再加上舆论压力等因素，使得韩国卫生当局不得不于6月7日公布发现确诊病例和患者曾去过的医院名单。可是，这些名单又基本印证了网上的名单，民众因此感到，原来网上所谓的“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那么，其他的“谣言”看来也有“实现”的可能。政府作为信息源头，辟谣解惑的公信力再次下降。

“目前韩国对于隔离者都掌握了地址和联系方式，并通过卫星GPS确认其位置，做到了一对一的地步。”李伐赞向《凤凰周刊》指出，“虽说政府整体上是按流程做了，但力度不够、用时太久。”

首先，政府公布的医院名单是有问题的，一些地名和医院名并不准确。其次，政府对整个治疗结果跟得不紧，直到严重性被曝光，首尔江南地区、京畿道的一些学校主动关门之后，民间的应对才更加积极。再次，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比如，中央政府并没有主动公布隔离者名单，结果代表地方政府的城南市市长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公布城南市的名单。“政府最大的错误在于，让‘政府不值得信赖’这种恐惧散播开了，这是最可怕的。”李伐赞说。

有很多人认为，即使从现在开始也应立即结束停课，学校率先垂范，把MERS扩散事态当成是提高关于疫病的危机意识和保健教育水平的机会。

不过，韩国卫生当局此次在MERS信息披露上的做法虽然存在失误，但和中国SARS爆发初期少数官员的刻意瞒报是有区别的。事实上，在遇到类似负面事件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国家政府官员都有着以“公共安全”为由进行信息拦截的“冲动”，但在法律和舆论对于政府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的韩国，这种“冲动”并没有走太远。

“疫病要从打赢心理战开始，”延世大学保健研究生院教授全炳律（音）向韩国《东亚日报》指出，“应把此次事态当作是一次指导未来一代的契机，教会他们今后再次发生疫情的时候应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