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地下融资疏胜于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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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金融的存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模到底有多大？近日披露的一份由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的首次实地调查显示，到2003年年末，地下金融的规模在7400亿元至8300亿元之间，相当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近30%。

地下金融其实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是相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因此，地下金融并不等同于非法金融。但从沈阳万象到山西璞真事件，随着非法融资屡屡曝光，地下金融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其实，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显而易见，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严重的信贷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深受其害。在此背景下，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1/3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金融压抑扭曲了资金配置。改革开放以来，银行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利率低50%～100%。最近几年，国家允许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可以采用比官方利率高10%～50%的利率，可是，有些市场利率仍然比最高利率高出50%。地下金融的功能就是提供了居民存款向体制外流动的通道，这种存款流失实际上是在实现资金的市场价值。资金在市场部门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加稀缺，就意味着该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通过地下金融实现资金流动就是一种优化配置的过程。所以，地下金融的繁荣是对金融压抑的一种市场反应。结果是，地下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体制弊病，资金向最需要的部门流动，整个经济的效率因此得到提高，产出得以增加。

其实，在金融压抑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地下融资是一种达到次优的有效途径。然而，问题是，民间大量通过地下融资犹如饮鸩止渴，成本十分高昂。

首先，地下金融风险巨大。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法规规范，地下金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信用难以确立。

地下融资风险高的同时，融资成本也异常高昂。地下融资的高利率一方面正确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但更大的一块是为了补偿高风险。另外，一般说来，融资成本随融资规模的增加而下降，地下金融分布零散，难以整合重组，因而不会达到最优有效规模，融资成本也就居高不下。

地下融资繁荣最令人担忧的后果是其中的非法融资有自我制度化的趋势，使将来的改革成本无限加大。地下融资虽然有利于缓解金融压抑所造成的扭曲，但每年近百亿元的利息会形成相应的利益输送渠道，并足以滋生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要改革各种非法融资，相关势力就会百般阻挠，金融制度正规化遥遥无期。

在转轨体制下，地下融资是对金融压抑的一种纠正，但副作用也是巨大的，而且有累积性。增加打击力度和稽查密度是抑制地下金融蔓延的有力措施，但治本之计还在于渐进式放松金融压抑，规范民间融资。毕竟，疏胜于堵。（摘自2005年1月16日《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