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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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参与一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目标是较为系统地考察对企业家精神的量度，为政府和国际组织在援助贫困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时作参考之用。英语世界里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论文和专著，我知道的大约有一千多份，当中免不了有繁复的数据和方程式，但有趣的发现也不少。企业家精神是无影无形的东西，要量度并加以激励，并不容易。我原先以直觉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半个世纪以来，学者和各国的研究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八仙过海，建立过各种各样的模型，大都有启发性。

一般而言，要量度无形的事物，就需要寻找一个可观察的委托量。在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献中，最常见的委托量有创办小企业所需时间、自雇人士数量、小企业数量、初生企业数量、初生企业中的就业人数、专利申请数、创新营销渠道、风险承担意识、银行贷款坏帐率等。

先从轻松的谈起。美国广播公司著名节目主持人司托索（John Stossel）带着摄影队在美国、印度和中国香港开办企业。在中国香港，只要填写一张表格，排一次队，就完成了申请注册手续，司托索当天就在商场租到一个摊位，开张摆卖电视台的徽标了。这办事效率，恐怕创了世界记录。在美国，开同样一个摊位，司托索申请了一个星期；而在印度，一个月还没有办下来。他还发现，在印度申办一家公司，一年半载办不下来的也是常事。一位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德索托（H. de Soto）在其名著《另辟蹊径》（The Other Path）中记述，在秘鲁申办一家小工场要走完的程序清单，打印出来就有30米长。

企业家精神无所不在，但有些地方只要一天就可以办完一件事，有些要一个礼拜，有些要一个月，有些则遥遥无期。这重要的差别至少部分解释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滞后的根源，官僚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由考夫曼基金（Kauffman Foundations）提交的《全球企业家观察》报告则以“创业活动”和“新兴企业”为指标。“新兴企业”是指开办不足42个月的企业，“创业活动”则以在“新兴企业”内就业的人数来衡量。这两个榜的排名相近，排名靠前的有巴西、美国、澳洲、加拿大、阿根廷、韩国和挪威等。

另一个容易取得的数据是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以及各企业用于科研的资金投入。哈佛大学的戈里奇（Zvi Griliches）在1990年发表的《作为经济指标的专利统计》中指出，中小企业用于科研的资金投入比大企业能产生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整体而言，专利申请的数量在下降，而“质量”却在上升，也就是说，发明创造已经逐渐由单干户或小企业向大企业过渡，每项专利所需的科研资金越来越大，而从专利的续期和引用比例来看，整体的专利质量在逐步提高。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进人们从事自雇行业和开办企业呢？霍茨依金（D. Holtz-Eakin）的研究表明，资金是最重要的，年轻人自己的资金又比不上父母的资金重要，而父母的创业经验则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有创业经验的父母能向儿女提供资金，那么儿女创业的机率是最高的。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高额的遗产税会抑制创业。

另外一项研究则表明，进入自雇行业或自我创业的人，往往都是在支薪工作岗位中表现不如人意、收入偏低的人。这些人同时往往具有较强的内在控制力，做事以内心准则为指导，不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他们一旦开始创业，就能从自身的事业中享受到格外的乐趣和满足，这种满足，据统计平均能抵得上20%的货币收入。其中的含义是：企业家自己往往是乐在其中的。

我自己的观点是，自雇和创业未必一定是好事。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不少城市的出租车牌都是公开拍卖的，而车主往往另外请司机驾驶，要鼓励这些车主自己开车而变成自雇人士并不困难――实行最低工资制就可以了，但这是馊主意，因为车主本来在别的行业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刻意地鼓励自雇和自我创业，未必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