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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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幢是唐代出现的一种独特的佛教石刻形式，一般由幢座、幢身和幢顶组成，绝大多数为八角形，个别为四方形和六角形，极少数为圆柱体。经文刻于幢身，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多。经幢唐代盛行，遗风可至明代。但唐代以后，经幢的数量和质量皆不能和唐代相比。旧时，陕人通称之为石柱，又因为绝大多数为八角形，又俗称八楞碑。

经幢的形制系由北凉(401～439年)石塔发展而来，其实质是糅合了刻经、造像的一种特殊的佛塔。经幢在唐代产生之初多为单层，少有装饰，高度多在两三米以下。到了中唐，特别是宣宗大中(847～859年)以后，经幢层数渐多，雕饰繁丽，下施须弥座，上加华盖，高度多达四五米。这种风气在五代、北宋益甚。幢座、幢身和幢顶各部分皆单独雕成，上下多凿有子母榫卯，然后对接叠放。可惜历经千年天灾人祸，古代的经幢多已分崩离析，而今天我们见到的多是刻有经文的幢身部分。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系早期密宗经典之一。密宗以为身、口、意三密兼修，便可迅速成佛。而口密即指诵读陀罗尼、咒和真言。唐代陀罗尼和咒已经合一，故唐代经幢上常称“佛顶尊胜陀罗尼”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见《金石萃编》卷66《张少悌书幢》)。佛家相信，诵读此经，不仅可以延年益寿，破除病苦，心想事成，而且可以打破来世地狱中恶报，从而成佛。经文中宣扬：“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幢等上尘，落在身上”(见唐行肃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第6面)，皆可消除罪业，免除灾祸。因此，此经广受欢迎。

7世纪中叶，北印度厕(ji)宾国(位于今克什米尔一带)僧人佛陀波利听说在震旦(中国)五台山有文殊大菩萨的道场，遂不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前来朝圣，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终达东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随之传人。有唐一代，此经汉译本凡八，译者皆佛门大德，如佛陀波利、义净、善无畏、不空等。其中以佛陀波利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流传最广。

唐代宗(762～779年在位)笃信佛教，尤崇密宗，曾以密宗二祖不空为灌顶国师。大历十一年(776年)还特别下诏，规定天下所有僧尼一个月内要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诵读“精熟”，而且要求“每日诵二十一遍”。此经佛陀波利译本近3200字，看来唐代的和尚也不好当。由于代宗的极力推举，此经遂超越宗派，成为整个佛教界最重要、最通行的经典。

经幢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广泛流行而在唐代普遍树立。仅清末碑刻专家叶昌炽即收藏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拓本600余通，曾自号五百经幢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唐代幢身完整及残损者计61种，经幢主要树立于寺院、交通要道、信徒家中和墓地之侧。当时即大量槌拓，以收弘法之功。在可能的情况下，经幢的书丹尽量由善书者为之，故我们看到传世经幢书者中有张少悌和僧无可等名家。张少睇曾任太中大夫、将作少监、翰林侍诏，书有《高力士碑》(777年)等，明赵在《石墨镌华》中评其书“深得右军行草遗意”。僧无可乃贾岛从弟，素有诗名，曾书《寂照和上碑》(833年)，书法劲健，直与柳公权、裴休相伯仲。

日前，印友张英群兄惠赠唐代经幢拓本一套。告云，经幢乃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西安陕棉十厂一带(唐代长安城西墙开远门以西)，后为陕西省书学院珍藏。这是一件典型的唐代经幢的幢身部分，幢身高1.655米。8面，每面行书8行。经幢第一面为造幢序，另7面为经文序及佛经正文。造幢序题日：“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铭并序。从侄乡贡进士元佐撰，兴福寺沙门行肃书。”序文中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引入与翻译者佛陀波利。最后一行有建幢时间“元和六年辛卯岁”，即公元811年。可惜造幢者职衔、姓名已经漫漶不清。幸好最后“昊郡朱士良刻字”清晰可辨，吴郡即今苏州。造幢序称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神力，有立幢时间、撰文者、书丹者以及镌刻者姓名，亦为通例。

唐代，自学成才继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同地方贡品一起被送入京参加科举者，被称为“乡贡进士”，或“乡贡”，近于后世举人。

此幢由沙门行肃书丹，其书取法王羲之，颇有功力。何以如此，这还要从行肃所在的兴福寺说起。唐太宗的母后穆皇后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太宗15岁时就去世了。太宗为了报答亲恩，贞观八年(634年)建弘福寺于唐长安城宫城西边，北起第一坊修德坊之西北隅(约在今西安市莲湖区星火路立交桥西侧丰禾路一带)。贞观十九年正月初六(645年2月7日)，风尘仆仆的玄奘(602～664年)携带佛经657部回到阔别17年的祖国。初八日丁丑(2月9日)，唐太宗及群臣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迎接玄奘及所携佛经、佛像入弘福寺的仪式。当时唐太宗亲切地对玄奘说：“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译经活动贞观二十一年三月又转移至慈恩寺、贞观二十二年十月又转移至玉华寺等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八月，太宗为玄奘新译经典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圣教序记》。唐太宗酷爱东晋王羲之的书法，而当今圣上为玄奘新译佛经作序，自是佛门无上荣光，所以，玄奘弟子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将太宗御制《圣教序》和太宗答敕、太子李治《圣教序记》和他的笺答以及玄奘翻译的《心经》一一集出，历时20余年，于咸亨三年(672年)刻成此碑，后人全称其为《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逸少(王羲之)真迹，成萃其中”(北宋周越《书苑》)。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弘福寺改称兴福寺。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兴福寺沙门大雅等集晋王羲之行书刊成《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又称《兴福寺碑》)。清代杨宾谓唐代集王书者有十八家，推《圣教》为第一，《兴福寺》次之。可见，玄奘曾驻译经的长安弘福寺(后称兴福寺)僧人向来有珍爱、研习王羲之书法的传统，寺中集王羲之名品《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必为兴福寺沙门行肃朝夕摩挲，心摹手追，故他能写出一手漂亮的王体行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行肃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为我们了解《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碑刻对弘福寺(兴福寺)僧人乃至有唐一代书家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影响，提供了鲜活而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