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仅仅是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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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线，是一个挺吓人的词儿。前不久，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又被炒作起来，一时引人关注――关注它的性质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等。在那里面，最让人心里一惊的说法，是贫富差距超过警戒线容易产生社会动荡。

其实，这个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新闻中，过去就出现过多次，都是用来警告贫富差距悬殊的。而这一次，是在去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和谐”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透露，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是，低收入者所占的比例很高，收入不均限制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比的国际警戒线为0.4，而北京已达0.5左右，足以让城市管理者为此高度警惕。北京市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杜午禄在会上公布一项最新统计数字，2005年1至9月，北京市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169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6%。但他强调，居民人均收入总体水平提高仍然掩盖不了贫富差距的加大。

国际上用来分析和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差异程度的方法和指标很多。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在1922年提出的基尼系数，克服了其他方法的不足，具体地给出了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量界线，有效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警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所以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被公认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是否平均，并以此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状况。

基尼系数的范围是从0到1.0表示绝对平均分配，即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财富是完全相等，没有任何差异。1表示绝对不平等，即一个人占有了所有的财富。但0和1只是在理论上存在，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基尼系数越大，表示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根据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小干0.2时为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水平；0.4-0.6之间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目前，国际公认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就意味着社会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容易产生社会的动荡。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这意味着，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相应的份额高达50％。 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有些地区还超出许多，于是有很多人站出来说：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财富分配的不均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这会引发社会不稳定。不可否认，基尼系数的大小反映了社会财富被不公平分配的程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的现象很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国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也应该努力做出调整。但我们不能将目光仅仅放在基尼系数上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0.4这个警戒线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以美国为例。在美国，从70年代起到90年代，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1947-1970，基尼系数从0.376降到0.353，然后开始飚升，到1995年达到0.45。然而经济状况随着基尼系数上升而升，美国政府官方数据：1973-1995年，人均GDP增长36%，平均小时工资却下降14%；最上层的1%的人口得到总增长量的90%，最高的1993年，20%的上层家庭平均收入为20%，是下层家庭收入的13.4倍，系美国历史最高点；1995年竟有29.7%的职工平均小时工资低于贫困线！

按说，在分配如此不公平的的情况下，美国人民早就应该揭竿而起了。可恰恰相反，这正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最繁荣稳定的时期，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因此躲过了拉链门一劫。因为那个时期又是美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激增时期。美国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对过高收入者，除征收个人所得税外，还开征遗产赠予、物业、特别消费等多项税种。这些税收避免了个人财产的过分集中，限制一部分人通过继承财产不劳而获，还可以鼓励社会创新，也形成了公民向社会和慈善事业捐赠的风尚。在美国，仅慈善捐助一项，至1999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而征收到的各种税款和捐款，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还给社会，用以加强社会福利保障，更多地给予穷人，因此贫富差距并没有演变为激化的社会矛盾。

另外，在我国的香港地区，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曾经也很突出。根据香港社会保障学会的劳动收入统计，1996年全港有85万人属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3.4％，其中，约有64万人处于赤贫状况；1986-1996年的10年间，香港收入最少的1／5家庭的收入增加仅为400港元，而收入最高的1／5 家庭则超过8000港元，后者是前者的20倍；1996 年香港地区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18，但是当时大部分香港人是认可这种现象的，因为香港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香港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能够很好的进行收入调节和转移支付。因此，当时香港极高的贫富差距也没有造成社会不稳定。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又作的如何呢？据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数额占整个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6.5％；日本占38％；美国占43％；澳大利亚占55％。据统计，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自工薪阶层。而在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这不得不让人去思考：纳税人的主体究竟应该是哪部分人？应该看到，我国与世界各国相比，仅个人所得税一项，就存在很大的差距。另外，在税收调节方面，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也应该考虑借鉴国外经验，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物业税、特别消费税等进行调节。这些都被各国证明是解决贫富差距，减小社会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

较高的基尼系数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严重和社会动荡。我们完全可以依靠税收和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调节方式，来避免因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富分化及其他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确实需要关注。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还要正视。但过分夸大警戒线的作用，甚至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悲观或者过激论调，认为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恐怕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炒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