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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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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后,1969年插队延安,1972年因病致瘫,转回北京。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2002年,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生病也是生活的体验

摸到史铁生手臂间隆起的动脉和静脉时,有一种震动的酥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生张凌把史铁生手臂间隆起的动脉和静脉形容为3条大蚯蚓。

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就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呈蚯蚓状。

透析室内史铁生拥被而卧,他的面色沉暗,目光却发亮。身旁的透析机在工作,轻微的鸣响中来回清洗着史铁生体内的血液。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史铁生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不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史铁生说:“生病通常猝不及防,生病是被迫地抵抗。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其实端坐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以再加一个‘更’字。”

医生张凌说:“史铁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一个智慧和心质优异的人。”

在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不光是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很多病友也知道史铁生。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的名字,也看过他的书,女孩子们说起史铁生来一脸的敬佩,笑称他为“透析模范”。就坚强和乐观而言,史铁生是病友们一个出色的榜样。

“透析是救命的,不透不行。”史铁生说,“过去的尿毒症就是绝症,有了透析之后这种病才可以缓解。可以让我有一点精力做事情,没有这些,就完了。”

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渴,因为不能敞开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时候史铁生要脱去3公斤水,透析完了会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体内的营养也被透走了。人在透析的时候会感觉饥饿,有时候会虚脱、抽筋。

他仍然在坚持写作,2006年1月,32,5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了。

这是史铁生对自己的又一次眺望。这部长篇被他称为“心魂自传”。他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以至肉体再次放到浩瀚的时间之流:生死轮转,灵肉纠缠,性与爱排演,理性与激情的上升与坠落,孤独与慰藉的给予和失去,它和史铁生在几年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长篇思想随笔《病隙碎笔》一起,构成史铁生重要的精神性的书写。

长篇随笔《病隙碎笔》中的一句话,可以让人窥见史铁生精神动力之所在,那本书是他在初患尿毒症后写的。在《病隙碎笔》中,史铁生记录了自己在困厄之中精神的陷落和获救――那是不折不扣的自救:

“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从死中看生

记者:在你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你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坐在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的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我觉得离死亡很近。

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

我觉得人对死的想法很苍白时,对生的想法也会很不清晰。古人说:“不知生,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深怀恐惧。

记者:残疾和磨难使你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磨难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缘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这可能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怨恨与幸福

记者:你怎么看恨?事实上,因为残缺和由残缺带来的他人的漠视甚至轻蔑,导致了残疾者的恨。

史铁生:恨是不好的,恨是一种自行封闭的心态。

我说过它是一个噪音。恨不单是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应警惕这一情结。

记者:你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这么多疾病的困苦,内心会有幸福感吗?

史铁生:我现在很有幸福感。大概是40多岁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恩的心情,心里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句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话: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我明白了很多事。但这个幸福也不是说我每天都是特别满意的。幸福是什么?幸福不见得是某个具体的满足。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是我觉得作为写作者,对一种现实满意到非常流畅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对写作而言,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荒诞感。想象力不用说,荒诞感实际上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并不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梦想都能够符合心愿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现实的世界永远存疑。对人而言,幸福总是有限的,而人的疑难是无限的。

记者:终年的疾病缠绕中,你怎么能使写作成为可能?你有信心走完它的全程吗?

史铁生:我的日常状态就是一个星期3天透析,只有4天可以工作,而且在这4天里也只有4个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总之工作时间比我肾坏之前缩了一半。

在我试图写一篇我感觉比较重要的作品前,我总要下决心,下什么样的决心呢?下一个失败的决心,而不是下一个成功的决心。成功给人的压力太大了。对我来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己的提问,你给自己回答了一个问题,你要在意别人承认你吗?

(刘荣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