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肩水金关汉简(叁)》中所见典籍简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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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肩水金关汉简（叁）》中出现的《论语》、《孝经》、《孟子》、《周易》、《左传》等语句与传世本有所不同，反映了西汉人们以“经”治世的积极思想以及用“经”但不拘束于“经”的特殊态度。
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典籍;西汉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4-0111-0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lips with Texts from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 （III）and Relevant Problems
ZHANG Yingmei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Sentence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ook of Filial Piety， The Book of Mencius，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Master Zuo？蒺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ound on the bamboo slips included in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Ⅲ）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extant versions of these books， which reflects that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were not confined solely to canonical literature， though they made positive use of these classics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Keywords：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 classics; Western Han dynasty.
近些年学者们借助简牍中的书籍简，对边郡戍卒的精神、文化生活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究，较好地展现了西汉边郡戍吏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关戍吏的文化生活似乎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但在近期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叁）》？q？中，我们发现较多“经”的句子，仔细分析发现这些句子与传世本“经”的内容并不相同，而是两种“经”的重新组合体。这促使我们有了新的思考，如果说汉王朝传播文化的目的只是提高吏员业务水平，那完全可以仿照秦朝“以吏为师”便可满足需求，或者说是为了满足吏员的精神文化需求，吏员直接学习“经”的原本内容即可，为何还要大费周折将两种“经”进行重组呢？这些残简背后究竟体现了汉王朝怎样的目的呢？本文试图结合汉朝当时的政治背景，分析这批书籍简真正的历史作用，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 孝悌思想的传播
以农耕为主的西汉社会，家庭稳定、和谐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非常重视孝悌文化的传播、培养，甚至曾将孝悌作为政府选拔和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汉王朝通过什么方式传播孝悌思想呢？其中循吏在教化民众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汉王朝还借助文化典籍，传播其治世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人们便开始将经奉为治世宝典，如《春秋决狱》便是通过“经”的思想审判案件，即使汉王朝的法律也要让步于经学思想，可见经学思想在当时占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作为儒学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自然也具有重要地位。我们知道，《孝经》中充满了孝悌思想，并有学者认为孝悌思想可能最早出自《孝经》。如《孝经》中阐释了子对父母之孝，天子对兆民之孝，诸侯、卿大夫对天子之孝以及庶民之孝等的含义[1]，并认为“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1]30。汉王朝是否直接借助《孝经》传播其孝悌思想呢？所谓的以经治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治世方式呢？在《肩三》释文没有公布之前，我们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借助《肩三》材料来理解以经治世的真正含义，并从中体会西汉王朝在运用经典时与后世的不同之处。
《肩三》T31：141简文：“行苇则兄弟具尼矣，故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2]其中“行苇则兄弟具尼矣”是对《诗经・大雅・行苇》中“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3]的改写。其意主要为：兄弟之间不能疏远，应该重情义，主要传播了悌的思想。两相比较可以发现，T31：141简文的语言简短，更加便于记忆和传播。“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源自《孝经・三才》中的“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其大意为：圣人见教育可以教化民众，就以身作则，倡导博爱，民众都效法他的行为，最终实现没有亲人被遗弃的和睦社会。T31：141简文将《诗经》中的悌思想与《孝经》中的孝思想结合在一起，认为兄弟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就像圣人博爱一样，不能遗弃亲人。政府通过将《孝经》中亲人之间不遗弃的博爱和《诗经》中兄弟之间相互爱护、尊敬之情结合在一起，来传达孝悌的思想。可见西汉孝悌思想并不是直接运用《孝经》或《论语》的内容传递的，而是汲取两者的精华部分，将其重新组合成一种简短明了的句子，进而传递其孝悌思想。并通过对孝悌人员的选拔进一步督促孝悌思想的传播和扩散，最终实现其孝悌文化的培养。
二 以经治世与推恩令的执行
汉初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刘邦分封了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刘邦在世的时候虽然已经铲除了异姓诸侯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诸侯王与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加之经济逐渐恢复，诸侯势力不断扩大，从而对中央集权形成威慑之力。自吕后始至景帝，中央就不断采取较为暴力的手段削弱诸侯势力，景帝时期曾因削藩而引起“七国之乱”，此次祸乱几乎倾覆中央政权。汉武帝当政时期，诸侯王问题亟待解决。实践证明以暴力手段解决诸侯王问题并非明智之举，如果能从思想根源入手，使诸侯王心甘情愿减小自己的势力，那无疑是一种极佳的解决方案。汉武帝巧妙地利用推恩令和酎金削侯的方式成功地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并最终将诸侯问题彻底解决。推恩令表面上看是中央对诸侯王的恩泽，实质则是削弱其势力。这点诸侯自然也很清楚，既然这样诸侯王为什么还心甘情情愿地将封地分出去呢？其中思想工作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结合《肩三》的简文内容具体分析其思想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以补史料之缺。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偃说上曰：“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4]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5]史学者将上述政策称为推恩令。元光五年，（前130）推恩令便收到成效。
为什么推恩令能收到较大成效呢？《史记》、《汉书》没有记载，但从主父偃的建议中可以看到推恩令是在仁、孝思想的粉饰下提出来的，推恩是仁、孝的必然要求，如果诸侯王不执行推恩令就是不仁、不孝。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年代，谁也不敢背负不仁、不孝的罪名;除了这方面思想工作外，《肩三》还提供了新的材料，T31：44A+T30：55A简文云;“上而不骄者，高而不危，制节谨度而能分施者，满而不溢。易曰亢龙有悔言骄溢也。亢之为言。”第一句与《孝经・诸侯》之“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1]5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简文除强调诸侯要制节谨度外，还应该做到能“分施”。结合上面的分析不难理解“分施”的确切含义，即诸侯王应能把自己的封地分给他人。《孝经・诸侯》中并没有“分施”的要求。考虑西周的分封思想，先秦时期诸侯有权利也有义务将自己的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弟，这样他们的势力就不会扩张太快。但西汉中前期诸侯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将自己土地分封给子弟，因此其势力就会不断扩大，进而威胁中央。所以在《孝经・诸侯》中对诸侯的要求只是做到居高位而戒骄、谨慎节度就可以，而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只是做到戒骄、谨慎节度是不够的，所以T31：44A+T30：55A简文还要求诸侯王做到“能分施”。如果说通过传播经学，使诸侯王从思想上逐步接受“能分施”的思想，是一种柔性手段，那么T31：44A+T30：55A简文接下来的内容应该算是一种强硬的威胁手段，即“易曰亢龙有悔，言骄溢也”。“亢龙有悔”出自《周易・乾》“上九，亢龙有悔”，其中“亢”是指地位至高，“悔”是指灾祸，其意为：地位高的人要谨慎、戒骄，否则将招致灾祸。整个T31：44A+T30：55A简文的意思是说：诸侯居高位应该戒骄，并能将自己的封地分给他人，这样才能做到长守富贵，否则就会招致灾祸。虽然T31：44A+T30：55A简文的大部分内容来源于《诗经》、《周易》，但其中加入了汉王朝“能分施”的思想，可能正是在“分施”思想的推动下，推恩令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可见，汉王朝文化思想传播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吏员的知识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把汉王朝的治世思想糅入文化中，并通过文化的传播，将其渗透到基层社会中，从思想上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进而对汉王朝形成有利的社会舆论。
通过上述两小节我们可以发现，西汉王朝借助人们对“经”学思想的信任，以变通的手段传播“汉代的儒学思想”，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
三 佚 文
传世文本《孝经・孝治章》云：“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1]17《肩三》T31：104A简文有“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欢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无畔国也。爵”[2]之语。对比这两句话可以发现，其前部分“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欢心，以事其先王”内容相同，叙述的都是中央和地方（君臣）的关系？q？，但接下来的内容不尽相同，传世本《孝经・孝治章》叙述的是如何处理君和民，夫和妻，人和鬼之间的关系，才能“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而T31：104A简文则是得出“以天下无畔国也”的结论，再往后叙述的是“爵”的事情。我们知道，先秦至西汉爵位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孔子还是西汉学者都会对“爵位”的社会作用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T31：104A简文在叙述完君与臣关系之后，接下来叙述爵位？r？，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T31：104A简文前半部分与《孝经・孝治章》相同，但后半部分却明显不同，因此目前还无法判断T31：104A简文是否出自《孝经・孝治章》。如果是出自《孝经・孝治章》，那么西汉时期《孝经・孝治章》的流行版本与我们目前所见传世本的内容并不相同。由于当时多以口授的方式传授文本内容，人们受理解和记忆方式的影响，会出现不同的版本，而T31：104A简文中出现的版本与传世本属于不同的版本，所以其内容并不相同;也有一种可能是T31：104A简文中出现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后人修改以至出现差别;还有一种可能是T31：104A简文中出现的内容是另外一种佚名典籍，该典籍引用了《孝经・孝治章》中的一句话，但并未流传下来。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汉代人们有将不同典籍结合使用的习惯，所以此处是两种典籍结合使用的可能性较大。
《肩三》T31：101A简文：“九，三年不用其田宅，须其反也，君忧臣劳。”其中“君忧臣劳”出自《国语・越语下》之“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而简文“三年不用其田宅，须其反也”不见于传统史料，应是已经散佚的古典籍。该句话意思大致为：农民离开其田宅达三年，如果他们造反，此时国君和大臣都将劳神费力。古代农民长久离开田宅的原因主要是戍边和长时间打仗，武帝在位时长期对外征战，导致国库亏空、民怨载道，所以这句话应该是反战者提出的思想。
四 咬文嚼字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语录的著作，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因其编纂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广，再加之古人通常以口授的方式传授课业，所以在其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字、漏字的现象。传世《论语》版本虽然经过多次校勘，但其与西汉时期《论语》的原貌仍有个别出入之处。例如在《论语・阳货》中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记载，这是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意思是：天不说话，世间万物按照四时规律生长，体现了孔子大教无声的思想。《肩三》T24：833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即“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2]。对比这两句话可以发现，传世本用“百物”，而《肩三》中用“万物”。西汉距先秦时期不远，所以其记载《论语》内容应更接近原始面貌。此外按照传统的语言习惯，我们通常会说“世间万物”而较少说“世间百物”，所以我们推测传世《论语》版本中的“百物”可能是“万物”之误写。
《肩三》T24：804简文中出现的“毋远虑，必有近忧”[2]与《论语・卫灵公》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T24：804简文中用“毋”来表示“不要，不可以”，而传世本用“无”表示“没有”。虽然两句意思极为相同，但语气仍有差别，“毋”用于祈使语句，意在告诫或提醒人们“不要（不可）没有远虑，否则必然会有近忧”;而“无”用于陈述语气，只是说明“没有远虑，就会有近忧”。《论语》的主题内容为孔子对弟子们的教诲和告诫，既然是一种教诲和告诫，那么祈使语气自然应该更合适。所以无论从语气上、《论语》产生的背景上，还是传播年代远近上分析，用“毋”要比用“无”好，即“人毋远虑，必有近忧”更为合理。
《肩三》T31：139简文中的“子曰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2]与《孟子・告子》中的“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6]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自敬”之至是“知”，此处的“知”通“智”，其意为尊敬自己是最大的智慧。而后者“自敬”之至是“礼”。其目的就是表达对受礼者的尊敬，“自敬礼之至”的意思即为尊重自己是“礼”的极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汉王朝运用经典的方式与后世有所不同，他们首先选取典籍中有用的部分，然后通过整理加工将其转化为对自己有用的思想，之后通过对吏员的考核和选拔督促其学习、践行其思想，从而达到以经治世的目的。《肩三》中出现的典籍简，为我们探究西汉如何有效利用先秦典籍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参考文献：
[1]孝经[M].北京：中华书局，1936：1-12.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3）[M].上海：中西书局，2014.
[3]袁梅.诗经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5：783.
[4]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61.
[5]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71.
[6]杨伯峻，杨逢彬，译注.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