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中的“本真性”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旅游中的“本真性”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本文从杨振之先生文章中的“前台、后台、帷幕”及彭兆荣先生旅游人类学一书中的“前后两分制”这两个理论出发，分别以这两个理论为出发点及依据，并以本人前后两次前往汶川县阿尔村的调研经历为例，试着简要论述旅游中的“本真性”这一理论，并试着找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新模式。怎样尽力合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目前学术界旅游学专家及社会人类学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可能现在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依然需要关注的问题依然还是要解决当地传统社会的真实性如何展演？针对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问题，杨振之先生已经在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前台、后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的新模式，怎样将矛盾冲突减少到最小，还需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杨振之先生针对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颇为有价值的探索，从而得出了二者之间的一种新模式，即“前台、帷幕、后台”理论，这一理论是在戈夫曼的“拟剧论”及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的“前台、后台”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矛盾，怎样合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是学术界众多学者颇为关心的焦点之一，文化保护要实现既定的目标任重而道远。民族生态旅游村模式的部分理念值得我们参考，但其“局部开发”和“小规模开发”的局限性显然不能满足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要求，也无法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根本矛盾问题①。如何进行旅游开发又能使民族文化得到最好的保护？杨振之先生在其文章中给出了详细的探索和论述。

从我国旅游开发的实践来看，在民族文化开发中存在着民族文化社区迎合旅游消费者的严重倾向，造成了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对民族文化的庸俗表达或对民族文化做粗浅的展现；受这种误导，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停留在对民族文化的表面参与上，游客没有真正投入到社区的民族文化当中去；旅游目的地社区为迎合游客体验的短暂的，在发展旅游的时候采取了“舞台化”的表现手法。社会学家戈夫曼把社会结构比作一个大舞台，并提出了“前台”与“后台”的理论。

一、关于“前后两分制”

戈夫曼以表演为例来说明他的“前后两分制”，假设我们以一个特殊的表演为参照，其中有三个关键性角色，他们分别建立在不同的功能之上：第一，就是表演本身；第二，即为观众表演；第三，是指既非表演者、亦非观众的局外人。就这三个关键性角色而言，他们可以被描述为在不同的基础性的区域存在，因此，就“前后两分制”本身这一概念而言，社会学家戈夫曼非常确切的以表演为例来说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形象及非常有效地说明方式。从这个说明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推断出来，这三个关键性角色可以对应于：第一，表演者可以穿梭于前台和后台；第二，观众只在面对台前区域；第三，局外人却被排除在前后台之外。所谓“前台”：指演员演出及宾客与服务人员接触交往的地方，针对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朋友的行动叫“前台”行为；所谓“后台”：指演员准备节目的地方，这是一个封闭性的空间，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被允许看到“后台”所发生的一切，它是不能向外人随便展示的。

在旅游开发中，由于东道主将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自己）当作商品展示给游客，从而导致东道主社会生活真实性的“舞台化”。前台与后台是一种以某一地点的社会表演和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整体。游客希望分享参观地的真实生活，或至少看到真实的生活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游客都注意观察参观地幕后（后台）的东西，也并非所有的游客都有机会观察到后台的东西。文化的“走马观花”，是表象化的认知，是文化的快餐化。因为在前台，东道主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已经“舞台化”，游客所见所闻，都出自东道主的表演，而不是东道主的真实生活。一方面，游客通过分享民族文化的快餐，在短暂的时间内了解了东道主文化，体验到了东道主文化；另一方面，前台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接待大规模的、源源不断的游客，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帷幕”

帷幕的出现一定有其必要性。帷幕是一个文化过渡区，是后台的缓冲空间和保护性空间，是后台的屏障。帷幕是一个商业文化空间和原生文化空间的文化“过渡区”，在这个“过渡区”里，文化的商业化逐渐减弱，文化的真实性逐渐增强；帷幕又是一个旅游开发的“缓冲区”，从旅游开发强度上讲，帷幕的开发强度是介于前台和后台之间的；此外，帷幕是保护后台的屏障，游客进入帷幕区不以损害生态容量、经济容量、心理容量为前提，虽然大众游客是可以进入的，但游客的行为受到较严格的限制，东道主社区的行为也受到制约，商业化的表演受到严厉禁止。因此，如果说前台是高强度发展旅游业的区域，后台是受到保护的民族文化的原生地，帷幕就是前台的文化商业空间与后台的文化原生空间的过渡性空间。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商业化热浪在帷幕区得以大大缓解。帷幕的屏障功能，阻止过度的商业化热浪席卷后台，它让后台的原汁原味的文化得以留存，使后台的文化得以保护。

在前台、帷幕、后台，文化功能不同，文化使命不同，文化意义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而达到的目标则是同一的，即既保护了民族文化，又发展了旅游经济。

三、“吸引力”来源：神秘感、陌生感、新鲜感

游客只需要满足对于“他者前台”表演的观摩，并没有要进一步深究其奥妙和深度的愿望，属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情形对于旅游本身来说反而是理想的，即只要使游客在旅游中对景物和景点感到神奇、感到新鲜，就已经达到了游客对旅游的心理期待，满足了他们的好奇感。如果游客真正熟悉了参观对象，深谙其中奥秘，旅游的吸引力或许也就随之消失大半。

从我国旅游开发的实践来看，在民族文化开发中存在着民族文化社区迎合旅游消费者的严重倾向，造成了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对民族文化的庸俗表达或对民族文化做粗浅的展现；受这种误导，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停留在对民族文化的表面参与上，游客没有真正投入到社区的民族文化当中去；旅游目的地社区为迎合游客体验的短暂的，在发展旅游的时候采取了“舞台化”的表现手法。

四、以前往汶川县阿尔村的两次调研经历为例：

关于阿尔村概况，阿尔村地处高山峡谷边远地区，海拔2200米。全村有4个村民小组（巴夺、阿尔、白家夺、列别），有农户159户，人口710人，羌族占98%以上，它是羌语保留村寨及释比文化传承地，并且有全羌族唯一的村小。

第一次，吃、住、行在阿尔村长达半个月之久。第二次，早上9：00从汶川县城出发，下午6：00前返回汶川县城。在我们第一次在阿尔村长达半月之久的调研中，也未曾看到如第二次那样为拍摄而特意安排的表演及盛装出席的人们。现在当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极少穿着民族服装，他们多半都是拿钱表演。地震之后，道路的畅通，方便了阿尔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更多的旅游者。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及拍摄者进入阿尔村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羌族地区，祭祀中女人是禁忌，但在某个拍摄过程中，一个随拍摄组来到阿尔村的女孩子竟然爬上祭祀台拍照。这已经完全打破了阿尔村原有的传统习惯，在国家级传承人为迎接更多的旅游者而积极奔走时，越来越多的外来人进入也引起了当地传统习惯捍卫者的不满。如今，阿尔村的现状即是：负责表演的国家级传承人――他们经常外出到四处表演，负责接待外来参观者的当地传承家族以及靠当地贫乏的资源维持日常生活与艰难生计的当地普通民众，但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五、结语

在旅游的“真实性”的讨论中，最为重要的可能还不是景点，景区的“真实”情况，而是游客体验的“真实”程度。虽然在旅游目的地存在着马康纳的“舞台真实”问题，但游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知情的。可能有些批评家会觉得游客对东道主社会的了解被中介所误导，或者只是对部分真实的了解，但这一切都不会妨碍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自我感受，而这是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替代的。但这就像人们在影剧院里看电影，观众并非不知道影片中所编导、所出演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杜撰的”和“想象的”，却也并未因此妨碍观众被感动的“真实体验”。观众并不需要理论家们告诉他们：“这些‘舞台真实’，是虚假的・・・・・・”。

可能现在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依然需要关注的问题依然还是要解决当地传统社会的真实性如何展演？现在人们掀起了旅游热，藏漂的兴起、各色驴友的出现，这些都为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我们可否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人们热衷于选择旅游的原因就是为了看到“本真性”这三个字？

（作者单位：雅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