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报告:“7·5”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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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乌鲁木齐的维族人聚居区之一――二道桥附近的商场时，开包检查的要求提醒维吾尔族青年法鲁克，“7・5”周年快要到了。商场外的街道上，除了一年来随处可见的各式巡逻警车和装甲车，重点街道的步行巡逻队明显增多。巡逻队成两纵队，配枪、警棍、木棍和盾牌。

有人担心周年之际可能再有暴乱，每天早早回家。作为“7・5事件”的见证者，法鲁克觉得可笑，认为完全没有可能性：“7・5”令大家意识到了游行的危险以及暴力的血腥，谁也不愿惨剧再次发生。 2009年7月13日，在乌鲁木齐街头巡逻维持治安的武警

部队。

对汉族青年王大松来说，巡逻队使他感到踏实。7月3日，他打出租车去二道桥办事时，汉族司机不敢去，几乎拒载。

“7・5事件”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家人，则依然在痛苦之中。

南疆老农吾米提还在找人诉说儿子的“冤情”。吾米提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儿子“7・5”后被判刑。尽管录像清晰地记录了儿子伙同他人用木棍、石块殴打一名男子致死的过程，吾米提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宁愿相信录像是假的。

“7・5”周年前夕，事件中失去5位亲人的河南商人张明富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克制着。一年来，张明富一直不敢看放在家中的五幅遗像。采访中无意间看到一眼，立即泣不成声，再也无法交谈。

最终，2010年7月5日，成为和平过去的寻常一天。但这寻常的一天，也许正是一系列复杂变化的结果，包括民众一年来努力地消化仇恨、适应调整，也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一年来尽可能以最高效率应变。

信息孤岛：谣言四散的一年

王大松在一年之后，才意识到过去一年他一直生活在谣言中。法鲁克则依然在艰难地辨别谣言与真实。这或许可以佐证一个规律：如果官方试图垄断信息，后果可能是事情走向官方期待的反面――来自官方的信息不被采信，与之导向相反的信息获得极高的传播效率。

2009年7月5日当晚，新疆政府采取了果断的封闭措施，封闭互联网，并切断维吾尔人聚居的南城部分地区的电话通讯。手机的通话、短信功能也被限制。这些措施立即使乌鲁木齐陷入了信息孤岛，无法获取外面的信息，自然也无法将仇恨通过血腥的照片和视频向外扩散。

此后，整个新疆也不允许向内地邮寄光盘、磁盘等电子储存设备。

互联网被认为推动了“7・5事件”的发生。7月6日凌晨，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电视讲话中，点名指责维吾尔在线、第二等网站等网站“大肆进行煽动宣传，传播谣言”。

此后，新疆所有维吾尔文网站被全部关闭，许多小网站的服务器被抬走。在封网的一年中，汉语网站也仅有不到40个政府、金融类可以访问，与内地互联网的联系完全中断。

上网立即成为极少数垄断国企和部分新闻单位、政府机构的特权。一些被允许在乌鲁木齐五星级酒店海德酒店拥有上网专线的单位，被安排专人负责上网，不能随意更换。 喀什，经过像的武警卡车。

对于懂汉语的普通人来说，新疆本地门户网站天山网、亚心网成了仅有的及时更新，甚至可以留言发帖的网站，两站的访问量不断创造历史记录。亚心网还创造了单篇新闻持续回帖时长达1年、回帖超过5万多条的新疆记录。

但在2010年5月14日张春贤力主开放互联网之后，两大网站的流量立即缩减至原来的一成：久别近一年的内地互联网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在断网时期，信息从线上转移到线下。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一年以来对本地人的影响有多大，只有亲历者知道。

王大松曾经坚信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远远少于实际数字。法鲁克则不停地听到“7・5”当晚军队如何“不分男女老幼，见维吾尔人就杀”、“7・7”那天维吾尔人的死亡人数是成百上千的传说。两人都听过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本民族的人被对方扔进馕坑里烤熟了。

阴谋论层出不穷。有人猜测“7・5”是政府一手操纵的，故意制造出来的。法鲁克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就会反驳。他见证了那几天网友是如何在互联网上对“7・5”当天的游行进行组织和策划的，坚信网友们出发之时完全不知道会有后面的失控，更想不到会有如此惨烈的后果，“就像是结伴去玩一样轻松。”

另一个流行的说法是，“7・5”当天暴力袭击持续了数小时，军队才进入街头，控制局势。此前警方的力量完全控制不了时聚时散的施暴人群。这真空的数小时，是政府故意安排的。王大松知道这显然是无知的误解：自治区根本没有调动军队上街的权力。从暴力袭击开始到信息收集评估判断，然后上报中央，再到中央决定调动军队上街控制局势，4个小时已经不能算慢。但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判断力。

8月10日前后，“扎针传闻”开始出现。传闻中，许多维吾尔人包括妇女，手持装满携带艾滋病毒的血液的针管，专门扎汉人。王大松也害怕了，决定改骑自行车上班。即使骑车，他也时常感到后颈发凉，不自觉地一边骑车，一边回头看。“那种恐怖的感觉，不在乌鲁木齐的人，根本体会不到。”

法鲁克也在和朋友们讨论“扎针传闻”，但是持针头的变成了“戴着面纱冒充维吾尔人”的汉人。

8月24日，王大松收到了政府的群发短息，就扎针事件辟谣。辟谣短信却令身边的朋友们纷纷议论：政府终于承认扎针事件是真的啦！

9月3日，怒火未消的乌鲁木齐汉族市民再度上街游行，这一次，怒火直接指向了自治区政府官员。王大松冲在队伍的前面，狠狠地用脚踹防暴警察的盾牌。

扎针之后，流言升级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版本：乌鲁木齐的硝酸和盐酸全部脱销，都被维吾尔人买来，准备泼到汉人身上。

9月7日，又有传说称乌鲁木齐的华凌批发市场被买走1000把斧头，维吾尔人准备第二天全城大屠杀。同日，这个可怕的消息也在维吾尔社会流传，不过，买斧头的人变成了汉族人。

自认为一贯理性冷静的王大松这次相信了这个恐怖的说法，尽管有内地的朋友提醒他“想在如此敏感的时期一次性买走1000把斧头几乎不可能”，但这一天乌鲁木齐晚上再度万人空巷，宵禁的消息让他不得不信。

随后的两个传说彻底击垮了王大松的心理防线：一个波及内地的传闻称，乌鲁木齐某加油站爆炸。很快又被新的传说辟谣称，其实是乌鲁木齐开往内地的火车爆炸。事后证实，这些依然是谣言。

恐惧不断叠加。王大松对蒙着面纱、身穿长袍的维吾尔族妇女也感到恐惧，老是怀疑她们的长袍下绑着炸弹。每当看到她们出现在人多的地方，王大松就立即躲开。

对于法鲁克，恐惧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春节。朋友们互相提醒，春节不要出门，汉族人这一年春节烧纸祭奠“7・5”死难者，情绪激动，一定会报复。不过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一年，让所有乌鲁木齐人见识到了谣言的威力。然而谁也不能担保，下一次恐惧到来时，能不能成功摆脱流言对自己的影响甚至控制。

民族之间：从互相抵制到痛苦复合

2009年7月6日，王大松收到了号召全体汉族人抵制一切维吾尔人的生意，拒绝给维吾尔人任伺服务，甚至不给维吾尔人看病的群发短信。抵制维吾尔人，就像是每个人必须完成的“光荣使命”。

买维吾尔人的馕都会被认为是对本民族的背叛。从小在新疆长大的王大松早已习惯了吃馕，一闻到烤馕的香味就忍不住。但每次走到馕铺前，看到周围汉人异样的目光，还是心虚地走开。王大松的同事因为买馕而受到挖苦：你馍馍吃够了吗？干嘛非得吃馕？

一个月前，王大松终于买了一回馕，回家后却受到了妻子的训斥：“你忘记仇恨了吗？”

接待来自内地的朋友，王大松不再习惯性地去维吾尔餐厅，招待朋友吃民族特色的饭菜，而是改吃汉族餐厅或回族餐厅。

维吾尔饭店在抵制中生意直线下降，王亲眼见证了众多维吾尔餐厅的倒司。乌鲁木齐最高档的维吾尔餐厅“米拉吉餐厅”经过半年的恢复，营业额也仅有“7・5”之前的40%左右。 新疆和田，在清真寺祷告的维吾尔族人。

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是汉族人。掌握出租车这一重要公共资源的年轻司机徐峥，则更加积极主动地抵制。“7・5”之前，徐峥就很少拉维吾尔人，这天后他彻底不拉这些“皮帽子”了。徐峥所在车队600多辆车，维吾尔车主不超过4个，司机不超过10个。徐峥推算，乌鲁木齐总共6000多辆出租车中，维吾尔司机可能不到100个。

几乎所有的汉族司机都拒载维吾尔人，导致维吾尔人普遍打不到出租车。

维吾尔知识分子穆塔利普不得不乘坐大多由维吾尔人经营的黑车，或是在叹息声中逐渐适应没有出租车的日子。平日里，穆塔利普遭遇到的抵制还包括在汉族人控制的酒店里定不到房间，甚至不让进入，或刻意的更严格的盘查等等。

维吾尔人也曾经对汉族抵制。但由于汉人的经济和饮食可以完全不依赖维吾尔人而存在，抵制并无实际意义。在南疆，农业生产资料等行业原来基本由汉人经营，维吾尔人很少涉足，但“7・5”后，由于维吾尔人抵制汉人的生意，结果意外让部分维吾尔人得以进行这些行业经营，并站稳了脚跟。

对于“7・5”造成的两个民族之间的裂痕，政府显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警惕，能否缓解或者至少不再扩大升级矛盾，将是决定当地社会稳定的最大变量。

“7・5事件”之后仅一个月，政府就采取严厉措施制裁民族间拒载。除了多次对司机开展民族团结教育，还规定，凡是被投诉拒载，罚款1000-3000元，还要学习5个半天。政府派出了暗访人员在街边拦车。如果一天被发现三次拒载，将被吊销营运证。

“7・5”之后，一些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汉人想卖掉房子，搬到北面的汉人区。但发现如果将房子过户给维吾尔人，将不被允许。这一限制一度被解读为对维吾尔人的歧视，但穆塔利普猜出了政府的意图：如果维吾尔聚居区的汉人全部搬走，两族将彻底隔绝开。政府在努力避免这种“巴以式”的局面出现。

自治区政法人士介绍，“7・5事件”的处理原则以宽大为主，量刑非常审慎。上级明确要求要给年轻人出路和悔过的机会。跟风扔石头等平时可以追究刑责的轻微行为，一般都会不予追究。“不予追究”，不只是“不予”，而且不会成为前科，进档案跟人一辈子。

“7・5”之后的9月份，穆塔利普读初中的女儿发现，开学后增加了民族团结课。团结课上并未提及“7・5事件”，而是介绍各个民族的传统和优点，将各个民族都描述得很美好。与内地中考政治历史课考试卷总分120分不同的是，这里改为政治历史民族团结课，增加了30分民族团结考试，总分变为150分。

进入2010年，穆塔利普的单位开始为职工发放学习民族语言的课本，主要是让汉族人学习维语，让维吾尔人学习汉语。让汉族人学习维语，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同样重要的变化，也来自民间。“7・5”的惨烈后果，在付出昂贵代价的两个民族里催生了反思。两个民族都在痛苦的磨合中自我调整。

王大松发现，2010年后，经常可以看到公交车上一个民族的年轻人为另一个民族老人让座的事情，这些事让他觉得宽心。

徐峥所在车队的一名汉族司机在寒风中停车拉了一对维吾尔夫妇上车。这对维吾尔夫妇感激不已，称自己已等车近一个小时，没有一辆空车愿意停下。维吾尔夫妇一再感谢司机好心，仅7元的车费，执意要付20元，并专门下车购买两瓶绿茶赠送。

两瓶绿茶的故事在车队司机中广为流传。徐峥不为所动，认为。“‘皮帽子’打不着车活该”，许多老司机对徐峥的言行表达了鄙视，声称自己不再刻意拒绝维吾尔乘客。

一些汉人开始反思以往对少数民族的无知，以及对少数民族可能遇到的不公正的漠视。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对本族人公开的民族歧视表示反感。

穆塔利普一次买了一只羊，装在麻袋里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人太多，穆塔利普不想让羊蹭到乘客身上，希望从前门下车。但司机只允许汉族乘客从前面下车，关门不让穆塔利普下车。车上一群汉族乘客开始和穆塔利普一起大骂司机：“就是这些人把民族团结搞坏了！”一些汉族乘客支持穆塔利普举报，并愿意作证。

一年后，乌鲁木齐受重挫的商业显现了复苏的迹象。维吾尔店铺已重新成为汉人光顾的对象。米拉吉餐厅虽然没有恢复到先前排队吃饭的盛况，三层楼几乎全部坐满也已是常有的事。

法鲁克则在与内地记者接触后，就像发现了一扇新的窗户，产生了学习汉语、了解内地的强烈愿望。此前，法鲁克几乎从不登录中文网站。

如何以及能否避免两族以后再次发生冲突，是法鲁克与内地记者交流的重点。法鲁克认为，“7・5”的血腥超出了维吾尔人的想象，数年之内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极小。但如果旧有矛盾无法解决，继续积累，多年之后的情况难以预料。

举国援疆：艰难的造血

近一年来的资金和人员流入，或许达到新疆多年以来的单位时间历史最高峰。“7・5”后，新疆的发展显然被中央政府纳入国家治理层面的首要大事之列，“举国援疆”战略第一时间被启动。

2010年3月底，北京召开的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之后，各省援疆工作紧张展开。这也是大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援疆行动。

新华社下属《t望》杂志引用权威人士的话称，2011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总规模将超过100亿元，以后还会逐步增加。同时，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渠道，中央投入资金规模将数倍于对口援疆资金规模。

援疆干部规模也超过了历史记录。前6批援疆干部共3749名，而最新确定的第七批援疆干部超过2600人。大批医疗人员和教师也随之进入新疆。

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援疆省市除了先行进行了密集调研，还在速度上互相追赶。新疆本地媒体称其为“百米冲刺”的速度。北京市则提出“首善标准”，要做表率，并在支援资金总盘子之外又安排投资1.5亿元，启动和田棚户区改造、和田县农村抗震安居房等项目。

匿名援疆干部出发前透露，“压力很大”，对南疆完全陌生，生怕援疆不出效果。一些援疆省份中出发之前多次对干部进行培训、讲座、交流，试图令他们更了解新疆。一些干部也在讲座之后虚心求教。但许多干部对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相处时的禁忌依然不完全了解。

向民生倾斜成为此番援疆的最大特点，这与张春贤提出的“富民安居”思路紧密配合。

许多南疆农民突然间获得了全新设计的住宅，并在媒体上表示感谢。这些新居的设计图纸由农民们挑选，具备水、电、路、气、厨、厕、浴各项基本功能。除此之外，现已启动的援疆项目还包括大批学校、医院、棚户区改造、饮水、社会福利机构、剧院等项目的建设。各种以援助省市命名的基础设施不断出现。包括嘉兴幼儿园、宁波新村、萧山幼儿园、浙江中学等。

但除了盖更多房子，如何令农民致富、增强“造血功能”，成为各援助单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已经实施的“造血”项目包括大棚、草料地建设、特色林果业、工业园区基础建设、农产品加工基地等。然而，受耕地有限等自然条件所限，加上生产能力落后、对现代农业陌生、缺乏文化和市场意识，以及高度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方式，使得“造血”非常困难。

在这一轮援疆中依然被重视的“造血”手段――大棚，曾经在南疆遭遇过普遍的失败。南疆某乡于2009年引进大棚后，500个维吾尔农民都经营不好，后来却被从内地来的150个农民经营成功。如今，数十名维吾尔农民和部分维族干部在大棚里一边干，一边学习。

2010年4月，南疆农民买买提由政府发了300只鸡，一个月后已经死亡了一半。此前，买买提获得的各种援助包括山东人赠送的电视机、政府支持的2000元抗震房修建费、1万元贷款买来的10只羊等等。

现在买买提的生活几乎由基层政府包办，并且享受了低保和农村医疗保险。同时，也“享受”着基层政府保姆式的管理：全村同一天种植，同一天收割。除了小块土地可自行决定种植棉花、小麦还是玉米，其他所有的种植都由政府统一安排。

但买买提现在家里依然没有哪怕一分钱现金，只有等到下一次发放低保金或是出售小麦，才可能有钱。买买提回忆，他20年的农民生涯中，被安排种植的作物更换了10种，但几乎没有一种能带来效益。

比援疆的资金、干部更为关键的，可能是观念的改变。远离已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内地，在相对封闭的绿洲环境中，南疆普遍保持着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村民们甚至依然称“乡政府”为“公社”。

即使是向内地劳务输出这一看似能够令青年们开阔视野的项目，也是通过硬性规定来操作：不愿意去的人，很可能要被扣掉低保或是罚款。

与此同时，买买提也对政府产生严重的依赖。除了政府告诉他该干什么，他几乎没想过除了种地还能干什么。买买提的一个当干部的亲戚担心，一旦政府有一天不再这样“贴身”管理农民，早已习惯了依赖的农民们很可能会更加贫困。而今年以来的援疆，则被他认为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农民或是地方同样只是被动地执行。只不过操纵项目的不再是本地上级官员，而是更具有市场化经验的内地官员。

当大规模的援疆结束，遗留下来的效果如何，难以预料。

30年，或会成为援疆难得的镜鉴。

研究者、中央党校教授靳薇对媒体总结教训时称，以国家的力量做事情很容易带来政府经济的影子，其实就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已经放弃的计划经济带到了。“虽然我们有善良的愿望和积极的行动，但是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容易做失败。”

靳薇认为，“援疆”也容易出现相似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如何令被援助地居民成为真正自由迁徙、自主选择的“市场人”，而不是指望某个大棚或是果树项目能拯救他们，或许是更关键的问题。而传统上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似乎更有潜质。

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提出，南疆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极其有限的绿洲农业土地――决定了农村本身很难令农民富裕起来，除非不断地无偿赠送。城市化、现代化或许是唯一出路。

内地学者蒋兆勇建议将一部分援疆资金用作小额贷款担保，模仿孟加拉模式，给农民提供经商或是发挥手工业等特长的机会。一旦投资失败，不至于令农民们陷入困境。

伊犁维吾尔农民麦尔丹的村里曾经有村民获得过贷款，其中一些人因此而彻底脱贫甚至致富。也有人因为投资失败，用来抵押的耕地被银行收回。

但这些都是以允许农民自由流动为前提。

尽管如此，来自全国的关注，以及农牧民的直接受惠，还是令人振奋。

新一轮援疆至今不到半年，仅仅是个开头。未来是否能够破解援疆难题、达到2020年与内地共同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待观察。

后“7・5”维稳

对同处一个城市的汉族人和维吾尔人来说，“7・5”前后的维稳对他们的影响，差别是非常大的：汉族人的安全感在2009年10月之后就渐渐好转，而许多维吾尔人也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另眼相待。

维吾尔青年乌麦尔所在的公司在“7・5”之后第10天恢复上班。从这一天起，反复的检查从未间断。高峰期每隔2小时就会有不同的警察来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身份证、户口本、暂住证，并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一寸照片。两个月间，乌麦尔提交了近100张照片。进入10月，检查才减少到大约每月一次。

就连商场、批发市场等商业场所都被安置检查站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检查引发了一些抵触情绪。一名维吾尔族商人习惯将现金藏在袜子里。不过，当他空着手走进一家批发市场进货时，被检查者拦住，盘问他空着手到底是想干什么。认为受到羞辱的商人，将数万元现金从袜子里掏出来拍在检查者身上。

维吾尔人中开始流传一个段子：“维吾尔人闹事，成立‘维稳组’，之后汉人也闹过事，应该成立‘汉稳组’才对。”

尽管乌鲁木齐警方和一些北疆地区警方努力将对涉案者的打击限定到最小程度，并保护无辜者，但扩大化依然难以避免。尤其是作为传统“反恐重地”的南疆一些地区的思维惯性，打击被再次扩大。

穆塔利普的家乡在各个乡镇或是村庄设置路卡，干部们分批24小时值班，盘查陌生人。没有身份证的或是可疑人员不允许通过。年轻人即使无所事事，也不允许外出打工。

村里一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人，“7・5”当天在家里待了一天，未参加任何袭击。乌鲁木齐警方查清后出具了相关证明。但与众多手持这种证明回到南疆家乡的打工者一样，在家乡再受审问。一些人被重新关押，另一些则被限制离开。这些人均不被允许再度外出打工。

此后，政策放宽到可申请打工，每申请一次时效2个月，2个月后重新申请。但对于去乌鲁木齐的南疆打工者来说，2个月攒下的钱还不够来回路费。

一旦有年轻人未经允许外出打工，或在外地闯祸，负责“保甲”的乡干部将被罚款500―1000元。

这些严格的措施，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对于局面的可控性。但这种看起来更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如果持续时间过长，甚至变成常态的话，将可能形成新的心结。

饭桌一度成为宣泄的唯一窗口。几乎每个聚会都在互相倾诉满腹的不满，以及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乌鲁木齐一些平日并不拥挤的清真寺里人满为患，一些人在礼拜后痛哭流涕。

“人格太扭曲，就像是个高压锅，无处发泄。时间久了，要么疯掉，要么还得出问题。”法鲁克对此担忧，他本人的情绪，也在许多饭局或是礼拜之后立即变坏。

2010年4月上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给了人们新的期待。观察他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一向被高调谈及的“反恐”这个字眼明显淡出，而代之以对民生的关注。这令许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感到维稳的思路将会有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