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十周年:壁垒推不倒,但可以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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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20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致函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宣布中国政府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该议定书将于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生效，中国也将于同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十年过去了。当初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的热烈讨论甚至激烈争论，不少人还会记得。其实，十年来，围绕中国入世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火药味儿有时还会很浓。“利与弊”，这个词汇人们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但要说到刺激程度，还得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卖国”指责……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对中国而言，入世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一整套规则、体制或制度的引入与吸收，意味着对原有规则、体制或制度的创造性破坏。制度的影响往往具有“非中性”的特点，就是说，对不同的主体意味着不一样的后果。从不同主体的立场出发，对入世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直到今天，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的利弊之说仍然存在。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不无感慨地说：现在大家都比较会讲话，“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是那样”，反正什么时候他都是对的。我年轻的时候学习的《矛盾论》懂得，要分析有多少矛盾，但关键要分析什么是主要矛盾；要讲矛盾的这个方面、那个方面，但更要讲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入世的“利”与“弊”，都被夸大了很多贸易上的问题，与入不入世并无必然联系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处长、法经济学博士刘超对本刊记者谈了他对中国入世问题的一些看法：

就中国入世而言，无论说好还是不好，说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际上这些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夸大加入WTO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其他国家入世带来的反应好像都没有中国这么大。当然，很多国家的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兴趣去讨论WTO的事情。能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讨论甚至争论，本身就说明WTO对中国影响的存在。不过，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把WTO本身功能性的东西给夸大了！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对某个问题，平时不讨论它倒还没什么，一讨论，尤其是要分出个胜负、优劣和利弊的时候，往往就是，说它好的人会夸大它优秀的一面，而说它不好的人也会放大它不优秀的一面。事实上，无论有利的一面还是不利的一面，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WTO规则模糊之处较多

从政府角度来说，WTO对政府的影响确实有，但必须认识到，WTO只是个贸易组织，它所涉及的主要就是贸易，规范的行为都是贸易行为。WTO规范的是政府如何在贸易过程中去履行其职能，规范的对象是政府――因为其成员是政府。它并不规范或调整其成员的企业，只是间接地对企业发挥作用。

规范政府，就要求政府首先不能触犯WTO的规则，但有些时候政府首先考虑的还真不是规则的问题，可能会出于利益的需要做出一些与规则不符的行为，或者说符合还是不符合也说不清楚。WTO规则本身模糊的地方比较多，这有两个好处。第一，正因为它模糊，所以大家都举手同意了，因为每个成员都有机会把规则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解释。第二，正因为模糊，也为未来争端的解决留下了可以磋商和协商的空间。如果规则很清楚的话，那有些成员都不见得能加入。

从长远利益角度看，在一个有组织的环境下运作，大家还是能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付出的代价可能会相对小一些，毕竟有一套成型的规则在那里。当然，有些时候政府出于自身重大利益的需要对规则会明知故犯――美国经常干这种事，但那也是它在熟知规则的情况下，对这套规则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计算之后，认为在短期内不遵守规则所带来的利益大于遵守规则获取的利益，但从长期来说，它也不得不遵守这套规则。一个成员如果一直破坏WTO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体系中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那么未来，它在这个体制里面的影响力就会大大下降。而影响力一旦下降，想再找回来就很难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大家都加入进来的世贸组织，这个组织提供规则，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大家交流的平台，为各个成员和平、非暴力性地解决矛盾和摩擦提供了一个场所，比起直接报复，代价要小得多。

中国受到的最大冲击是什么

至于中国，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到一个阶段，来判定加入WTO是利还是弊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假如”没入世现在是什么样子，这个是无法想象的，不管用什么模型来推都很难说清楚。不光贸易方面，政治形势的发展、军事形势的发展都如此。世界进程有时是由一个意外事件来推动的，比如9.11，没有人想到会发生9.11，但它确实发生了，改变了很多。贸易领域也是这样，有些问题是你无法预料的。金融危机期间，说中国“一枝独秀”的比较多，咱们自己也感觉不错，可现在危机快过去了，中国面临的情况反而非常严峻。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预测贸易摩擦可能会比较多，但那个时候案子反而相对少了一些；现在倒是感觉压力不小，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所以，有些事实和预判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入世十年，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打基础的十年，是适应、与这些规则进行磨合的十年。从最早加入时的兴奋，到后来面临一些问题从而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再到后来我们主动向各方学习，现在我们已经能够主动利用规则来解决贸易中的问题。这十年，对中国冲击比较大的主要还是贸易摩擦这一块，现在我们借助于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是贸易救济。那么，单纯从这块来看，是不是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们的摩擦就增多了呢？从案件的数量上讲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没加入之前的数量和现在差不多。只是，这些年来每个案件涉及的金额在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很快，但这和加不加入世贸组织关系不大，而是和贸易额有关，中国的贸易额十年来的进步太大了。现在世贸组织里能够经常被成员方拿来使用的工具并不多，贸易救济是其中最常使用的工具。表面上看好像都是贸易摩擦，但背后的因素不见得是贸易方面的――比如政治、选举因素等。所以说，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和加不加入世贸组织并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

从“无期徒刑”变成“有期徒刑”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很长时间都在争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之间的关系。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入世”不等于“入市”》。其实，我们入世之前，别人就是把我们当成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处理案子的时候就是按非市场经济国家处理的，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导致的。所以，并不是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产生了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个问题早就有，而且还没有期限。加入世贸组织倒是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期限――15年，到2016年。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期限有点长，但它毕竟从“无期徒刑”变成了“有期徒刑”。我们通过努力，现在有80多个国家已经承认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没等到2016年，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减刑”了。所以，不是说加入世贸组织产生了这个问题，而是问题本身就在，我们入世是使这个问题有了“阶段性”的结论。没入世之前，大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存在，一入世才知道还有这么个事情，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公平的。类似意义上的事情还有。

别人造飞机，我们做鞋子裤子中国发挥比较优势是否会导致“低端锁定”

“我始终觉得中国还要做20年、30年的衬衫，就因为我们的城镇化还有20年、30年。我们的农民真正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还早呢，这样的国情不变，就还是要搞劳动密集型产品，不要丢太多。什么升级换代，有条件的就升，没条件的就别升，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如果我们真要放弃出口，放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犯下历史性错误。外汇储备积累主要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现在却拿出口说事儿，简直是南辕北辙。”龙永图的观点很是鲜明。

很多人都记得前商务部长讲的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A380的生动例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裤子、鞋子、衬衫，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发挥比较优势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被“低端锁定”？这也是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

开放利益的获得需要几方面条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锋教授认为，从当代新兴经济体发展实践经验来看，一国如能主动发挥比较优势，让开放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较好发挥作用，虽在特定时点或阶段主导产业的技术含量可能不高，可能会较多生产鞋帽之类产品，但开放经济环境中的动态竞争演变机制，通常会把产业、技术、出口结构逐步推向高度化，并不注定会落入“低端锁定陷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姚枝仲则指出，中国从开放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墨西哥就有被锁定在低端的风险。开放本身不一定带来长期增长的利益，开放只是获得这些利益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开放利益的获得需要几方面的条件：一是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条件；二是经济方面的条件；三是开放的顺序。

刘超告诉本刊记者，一定意义上讲是贸易控制产业，就是说你的产品卖不出的话生产再多也没用。从目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来看，出口这一块，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在增加，而且增加的还很快。比如说光伏电池，这块儿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几乎占到50%，最近也被美国发起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大概涉及15亿美元。欧盟也在酝酿对中国光伏电池的申诉，我们对欧盟的出口量突破了200亿欧元，非常大。这个事情说明我们在某些领域已经不是在低端了，而是走在前面了。华为、中兴这些企业，它们生产销售的产品在全球都是领先的，科技含量很高。我喜欢提蜡烛这个例子。世界上最好的工艺蜡烛在中国，它完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仅仅作为照明工具，而是一个具有工艺性、装饰性、审美性的产品，在全球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事实上它的科技含量很高。所以，所谓“高端”、“低端”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比如说有些电子产品，以后就是低端产品，像U盘，以前觉得它科技含量很高，但以后它就是个“低端”的。

刺激相关产业加快升级换代步伐

附加值低的产品还要出口，因为这些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我们的人口、就业相关，在中国现阶段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必须存在。但问题是，现在的农民工和以前的农民工不一样了，现在的80后农民工，与10年前或15年前的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家庭结构、消费模式和理念大不一样，追求的目标也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生产本身对劳动力的要求也不一样了。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缺劳动力，但是是缺有适当素质的劳动力。从这个角度讲，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因为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逼着企业必须提高产品价格；而没有科技含量价格就上不去，企业最后只能倒闭破产。现在的形势是推着企业必须向提高产品科技含量的方向发展，这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多大直接联系似乎还看不出来，内在原因占的比重要大一些。今年许多企业接不到订单，或者不敢接，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外部市场需求降低了。这是债务危机引起的，和贸易本身关系不大。欧盟对我们的皮鞋搞反倾销时，皮鞋的销量、价格都还不错；现在欧盟的措施没了，我们皮鞋的出口反而下降了，这是因为它们的消费需求下降了。消费需求下降了，订单就少了，贸易本身增长速度下降，这是综合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

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则，例如贸易救济，在短期内确实使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有些企业甚至会停止生产乃至于破产，但长期来看，它反而会刺激相关产业加快升级换代的步伐，这点在印度已经是事实。欧盟对印度搞了很多钢铁方面的反倾销，但印度的钢铁业不仅没有灭亡，反而蓬勃发展，反过头来还把欧盟的钢铁业给吃掉了。既然你反倾销针对的是低价格，那我就卖高价格的，这就要求产品有档次、有科技含量，所以这些产业遭遇打击后加快了研发的步伐。中国的打火机行业也是这样，遭遇反倾销后，整个行业加快了升级换代的步伐，更加蓬勃发展。

现在，发达国家往往会搞出一些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在全球都适用，包括发达国家自己也要遵守。我们可能会说它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但客观上来讲它是非歧视的，你也不好说这就是贸易保护，这是WTO允许的，你只能适应它。有一种说法叫做“跨越”壁垒，就是说你想把壁垒推倒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跨越”它，因此必须加快升级换代步伐。所以，这些并不一定导致什么“低端锁定”，反而是推动产业成长壮大。

WTO是催化剂、剂、安全阀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最大化国家利益

WTO的三大作用

“现实中，WTO起到了催化剂、剂和安全阀的作用。”刘超这样认为。

首先，WTO是一个催化剂。各级政府在出台政策的时候都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WTO的规则问题。比如，国外对我们的反补贴多了，政府就必须要考虑这个规则，这样，政府本身的视野和意识就在发生变化，官员的思维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要追求发展，但也要考虑有关政策出台后会不会招致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原来可能都来自内部的压力――部门保护、部门利益等，现在又多了一个外来压力。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综合评价后利大于弊的话仍然可以干。单单只是遵守规则而经济没有发展的话，那遵守规则也是毫无意义的。不过，经过风险评估之后依然“越一下雷池”，与最早没有风险评估蛮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一种是无知者无畏，另一种是经过精细计算之后去做这件事情。这样，从政府决策到政府运作，都会更加高效、务实。所以说，世贸组织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我们本来要用20年走完的路，有可能用10年、15年就走完了。当然，催化剂的特点在于仅仅起到辅助作用。

WTO还是剂。和俄罗斯人谈判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如果没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的话，谈起来非常困难，也容易谈崩。你说你要遵守你国内的规则，我说我要考虑我国内的需要和想法，最后即使达成一个协议，也没有规则和基础，只可能是一种交换。但如果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的话，那大家也就有一个可预期的东西。实在谈不拢的话，到日内瓦去，有一个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会告诉你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帮着去解决问题。这样就避免了双方直接的冲突。虽然争端解决机制也有各种毛病，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而且也利于相关各方保住颜面。从这个角度说，大家把经贸关系中的矛盾上交了，成员间的关系更加柔和，起码不那么紧张。所以说WTO起到了剂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有示范效应。最近我们告欧盟的一个案子赢了，这个裁决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的做法比欧盟的做法更差。现在一看，中国把欧盟告倒了，在我们还没有告他们的情况下他们就已经开始考虑改正了。这种主动改变和双方交手之后的改变相比会更加柔和。而且，从我们（赢家）的角度讲赢了一个案子，解决了一大片问题；从输家的角度他们也会说“我注意到你们赢了这个案子，向你表示祝贺”。大家都很绅士，这也是一种文化。当然，WTO的剂作用和催化剂作用一样，起的也是辅助作用。

WTO还提供了安全阀的作用。全球范围来看，贸易能力有的国家强，有的国家弱，中国外贸现在就被人视为“洪水猛兽”。贸易本身很难说它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比方说保障措施，采取的条件就很有意思。它不是说你出口的价格太低了，或者有补贴了，就一个理由――你对我出口的量太大了，我受不了了。这其实是在贸易这块给了各成员一个权力，在规则设置上等于给了各成员进行自保、自救的那么一个工具，而且是非常直接，也没什么太多理由。所以，不是说加入了WTO就意味着彻底缴枪了，还是能够行使一些权力，使自己的产业不至于遭受打击。各成员之所以愿意加入WTO，也是因为有这种安全阀作用的规则的存在。广义上讲，反倾销、反补贴都可以视为是这种安全阀作用的表现。问题是，这个“阀”什么时候启动，意味不同――有克制的启动就是正常的政府行为；没事儿也把它拧开那就是贸易保护，这跟频率有关。

利用规则与创造规则

在规则的掌握特别是运用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内部的各方利益、矛盾就很复杂，要搞一个什么事情的话，要先在内部协调。我们下一阶段的目标是保持进出口的平衡。扩大进口是个趋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真的受到了冲击，真的遇到了别人对我们倾销，我们当然要运用规则，正常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与没加入WTO时一遇到冲击就胡乱地采取一些措施相比，要聪明得多。

综上所述，现在再去讨论什么入世的利和弊，已没什么意义了，我们也不可能回头了。我们应该多想想怎么去适应WTO――这是初级阶段，最主要的是怎么去利用其规则，怎样才能走得更快、更顺而弯路更少一点。无论在什么年代，不管你是寻求多赢还是合作，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维护我们的利益，在这种模式下最大化我们的利益。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要熟悉这个规则、掌握这个规则、利用这个规则，当然我们还要努力地去创造规则――就是在谈判、制订新规则时更多地发出我们的声音。从立法角度讲，世贸规则是各个成员方意志的体现，只不过相对模糊一点。下一阶段中国可能更多地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外贸”与“内贸”有时难以分清

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张蕴岭教授曾谈到，中国靠改革开放实现了快速增长，这是最大的成效。然而，太快也不完全是好事。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加工生产的太多，尤其是廉价、低效、高污染的产品集聚太多。这种模式的结果是，生产越多，成本越高，代价越大，而卖价越便宜，赚取的利润越少。当然，问题不能算在入世的头上，但“入世产生的正效应释放至尽，有些出现负效应，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总结和认识的。”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倪建军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与十年前相比，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和不稳定。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还在发酵，美欧日经济结构性弊端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相交织，短期内甚至还有恶化的可能。美欧日经济低迷不振，政府削减赤字紧缩财政等因素，都降低了中国的外部需求。美欧等国通过不断加强贸易保护政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诸多政策都指向中国。同时，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开始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质疑。入世谈判中，中国作为发展中成员的身份入世，成为谈判的核心原则之一，并成功得到世贸组织的确认，这为中国外经贸发展赢得了更充裕的回旋空间。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使部分西方国家的焦虑和担心不断加深。前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指出，多哈回合启动时较贫穷的大国，比如中国和印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施瓦布认为，中印再作为发展中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并享有相关特殊待遇是不合适的。少数发展中成员受到美欧的诱导，也指责中国。今年9月，巴西要求世贸组织成员讨论和制订针对人为操纵汇率的新规则。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管改革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可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一定意义上，汇率战争就是现代形式的贸易战争。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但进口商品中以中国为最终消费地的比例较低。中国目前已经从增加收入、调整税收制度、完善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拉动消费需求，并呈现良好效果。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不断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进口市场不断扩大，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倪建军说。

刘超也表示，国内市场的建设，意义大于外贸。这就要求我们有一套内贸的规则体系，而且必须及时、公开、透明，但现在我们还做不到。内部市场搞好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就降低了。欧盟内部的市场建设总司，就是致力于扩大和提升欧盟内贸的数量和质量。目前中国的消费能力，不比国外差，在国内的奢侈品消费能力，几乎涵盖了所有层次。而且以后的市场也无所谓内、外了。我们在网上买东西，网站是美国的，可产品可能就在中国的某一个仓库里边，但价格是美国的价格。谁能说清这是外贸还是内贸？

总之，高端和低端、内贸和外贸、实体贸易和虚拟贸易，都存在平衡发展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敏锐地把握贸易的发展趋势，给企业、行业组织以正确的引导。这就对政府本身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处理好五种关系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高虎城，不久前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行业座谈会上指出：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要充分把握多边贸易体制机遇，成功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必须处理好五种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发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通过政策引导行业发展，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二是扩大开放中积极与稳妥的关系；三是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我国对外不断开放市场的过程也正应是对国内各类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放市场的过程；四是“引进来”与“走出去” 的关系，让企业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获益；五是遵守规则与利用、制订规则的关系，在履行义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订，通过运用规则维护我国产业的合法权益。

（本文受益于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入世十周年：总结与展望”研讨会，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