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我们”拍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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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族群要经历过怎样的困境才会给自己捆上独生子女这样的束缚啊，我们以为自己是主人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能够做自己的主人的，背后总有个无形的手，我们都被它捆绑在这个文化里，何曾做过自由的人？艺术是没有什么能量去批评的，艺术的能量最多只能将个体从无形的手里解放出来。

我2009年底开始拍摄这样的肖像，拍摄独生子女和他们的镜像并存于同一空间的状态。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79年开始，我出生于1980年代初，我自己就是独生子女。我刚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拿起相机想要为我周围的人拍摄肖像，发现独生子女这个符号是不可忽略的，然后开始制作这组照片。拍摄这组作品的时间里我对并置的语言非常着迷，作品的构架都是建立在对这个语言的学习上面。从最早时候的名字到现在的名字，都是从并置的思路考虑的。拍摄的两年时间里面我也经历了很多，最早期拍摄的作品，大都不满意丢弃了，一开始使用数码来拍摄，后来使用胶片来拍摄，最后就是呈现在我的个人网站上的那些。其实这样的拍摄形式很早就有，鲁迅在他的文章里面曾提到过二我图，20世纪早期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候就有二我图摄影。对我来说这个摄影方式不是发明而是发现，它是摄影媒介自然而然诞生出来的一个细小分支。二我图是并置的语言，好像句子里面的排比句式，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把这样的一个语言按我的能力尽量做得细致，为的是制作出一个入口去了解我们自身。

在1990年代，中国基层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深入骨髓，那时候我上小学，却对罚款标准，计划生育委员会耳熟能详，因为乡镇的道路上随处可见夸张的红字标语，比如“少生孩子多养猪”。1997年，有个母亲把一个没有满月的女婴丢弃在我家门口，我父母想收养她，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很快找上门（计划生育政策禁止“非法收养”），以开除公职和罚款威胁，父母最后只得把孩子交给了邻居的远房亲戚。若干年后我再想起这些事情，觉得独生子女是会成为一段非常奇怪的历史，去年底随着单独二孩的政策开始推行，独生子女这个政策已经成为了历史。我认为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去理解作为中国人的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个入口。

我后来接触到Macro History（大历史）的概念，在我看来，独生子女这段历史是和知青上山下乡，和对社会中个体的影响要放在一起来，才读得出里面的含义，这“独生子女”四个字，放在嘴里就是随便的一说，但是放在那30年里面，到底消解了多少的东西？在城市里，这意味着户口、能不能上到学、能不能正常融入社会……在农村，这个是强制堕胎，是多少万社会抚养费。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小学生的我还记得当时宋丹丹和黄宏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它把为了要一个男孩背井离乡的一对夫妇奚落一番，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哈哈大笑，我们竟笑得出来？我父母经历过的“上山下乡”政策，父亲十多岁的时候被“动员”到四川乡下去当农民，母亲十多岁的时候被“动员”到北大荒做知青，一生最好的时间就丢在那里了，那个时候他们却是很狂热的。我举出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我们对待一个事件，总是怀着时间的偏见，如果你在10多年后再去看它们，态度会截然不同，如今我们还会嘲笑那想多要孩子的人么？等到人口红利都消失了，我们恐怕是要担心没人来填养老保险的缺口了吧？

我前年路过甘肃省高台县的一个村庄，把村里的标语抄到小本子上：“弘扬婚育新风，共创文明新村”；“女孩、男孩都是民族的希望”；“公民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增强人口意识，树立人均观念”；“落实奖励辅助政策，帮助计生家庭养老”；“举报计外二孩，每例奖励1300元”；“举报计外三孩，每例奖励1500元”；“举报假二女户，假结扎每例奖励2000元”……越记到后面，越让我毛骨悚然，这个村庄很贫穷，没多少人口，住的都是朴实的农民，实在不可想像他们之间互相监督举报的情景。这个政策是对中国传统的极大的冲击，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清洗。学者们倾向于从心理发展角度去探讨独生子女，在我看来那是本末倒置的。

我觉得我的艺术创作就是在砌墙，“两个我们”是我4年前做的，因为它我找到了后面拍摄的题材，我后来拍摄乌坎和人民广场，直到去年拍摄长城，都是因为它为我打开了入口。一个族群要经历过怎样的困境才会给自己捆上独生子女这样的束缚啊，我们以为自己是主人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能够做自己的主人的，背后总有个无形的手，我们都被它捆绑在这个文化里，何曾做过自由的人？艺术是没有什么能量去批评的，艺术的能量最多只能将个体从无形的手里解放出来。这些照片里的两个我们摆在那里，这些我们就是这种努力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