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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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区域的“城市性”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化的深刻内涵。考察中外城市化的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区域的“城市性”；城市化；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3-0001-06
我国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样的，城市化也应该走新型道路。但是近十年来，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看，什么是新型城市化道路，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严格讲来并没有搞清楚，而城市化却在政府主导下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病”。因此，搞清楚什么是新型城市化道路，慎重地选择我国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重大问题。
一、城市化的含义与区域的“城市性”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涉及人口、地理、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关于城市化的含义，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可以说，城市化是相关学科都极为关注，而含义或定义又最不统一的概念。
人口学给城市化的定义，流行的是美国人口学家威尔逊主编的《人口词典》的解释：“人口城市化即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显然，他们强调“人口城市化”。也有的人口学家直接用“城市化”替代“人口城市化”，如美国著名人口学者赫茨勒就这样说：“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地区流向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
地理学对城市化的解释，代表性的是日本著名地理学家山鹿域次的解释，他说：“现代的城市化概念，据我看应该包括这四个方面：(1)原有市街地的再组织、再开发，(2)城市地域的扩大，(3)城市关系的形成与变化，(4)大城市地域的形成。”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强调城镇化，给出一个简洁的定义：“简单地说来，城镇化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
经济学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城市化，强调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口和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过去一个世纪内的城市化，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意味着劳动人口，从而从属人口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又转而意味着经济投入的增长。”
社会学对城市化的认识较为丰富，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L.沃思给出的定义。他指出，城市化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全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认为，城市化概念应该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特点，把城市化分解为“形态的社会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美、日社会学家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情况而对城市化作出了这种含义深刻的定义。
也有一些学者超越学科界限，力图给出一个综合性的定义。比如，当代著名城市地理与区域规划学者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市化作为国家或区域空间系统中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既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即物化的实体陛城市化过程，又包括城市化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在农村地区的扩散过程，即抽象的、精神上的城市化过程。弗里德曼称前者为城市化I，或狭义的城市化，后者是城市化Ⅱ，或广义的城市化。
前苏联学者库采夫也从社会形态转变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定义作出一种综合性表述。他说：“城市化是社会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的世界一历史性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型的人口分布逐步变成地区型为主的人口分布。”库采夫的这个解释提出了“地区型人口分布”的概念，对城市化含义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国，199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给出这样的定义：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不仅突出了农村人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城市型转化，而且还强调城市的不断发展完善，既着眼于农村发展，又着眼于城市发展，是综合性的城市化定义。
上述对城市化含义的几种经典表述，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处在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国度而对城市化内涵的认识，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城市化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城市化深刻内涵的认识也应该不断丰富。上述几种经典表述，是对发展中的城市化深刻内涵的科学概括，给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化的深刻含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区域的城市性：城市化含义的新认识
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认识城市化的深刻含义呢?这里需要引进一个概念：区域的城市性。
所谓区域的“城市性”，表示一个区域的综合特征已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管理及观念等方面的差距很小，“二元”结构不突出。在这样的区域，人们住在乡村也能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是一个具有“城市性”的区域。
与区域“城市性”相对应的是区域的“乡村性”。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大空间聚落，而乡村与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制度、管理与观念等方面结构特征完全不同，乡村的结构特征可以高度概括为“乡村性”，城市的结构特征可以高度概括为“城市性”。城市是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集聚高地，“城市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城市在对腹地农村发挥集聚和辐射作用的过程中，既不断提高自身的“城市性”程度，同时又改造农村地区的“乡村性”，农村地区会逐步退化“乡村性”、生长“城帝性”。这样，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的城市性程度会不断提高，区域城市化程度也就不断提升。
显然，“城市性”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引入“城市性”这个概念，可以从新的视角理解城市化的深刻含义，给城市化定义作出新的表达：所谓城市化，就是在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城市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引入“城市性”这个概念定义城市化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城市性”都处于不断提高的发展状态。在农村地区，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重要的是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会发生逐渐转型，“乡村性”会逐步弱化乃至消失，“城市性”会逐渐生成乃至不断提升。在城市地区，城市本身的“城市性”也会逐渐提升，既表现为城市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又表现为对周边区域带动力和辐射力的持续增强。这样，城市化的发展不断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形成包括乡村和城市在内的城市化地区。
以“城市性”反映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对更新城市化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所主张的是城市的“极化”发展，由此而出现了两
个重大缺陷：一是只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忽视农村地区提高“城市性”的可能性，有人甚至提出“农村消亡”的主张。实际上，只要有农业的存在，农村是不会消亡的，农村所消亡的是它的“乡村性”，成长的则是它的“城市性”。二是只强调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忽视了城市本身“城市性”的提升，有人甚至认为，当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很高程度，比如80％以后，城市化就会中止。实际上，即使到了这个程度，城市化还会持续的，因为经济社会总是要不断发展的，“城市性”的提升就不会中止，中止的应该是追求城市“极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实际上，中外学界已经注意到城市化发展的这种特征，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或是强调农村向城市的转型，或是强调城市的持续发展，与提升“区域的城市性”很有相似之处。从前述对城市化含义的几个经典表述中，也能看出这种相似之处。
二、两种城市化发展道路
将“城市性”引入城市化的内涵，对城市化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就会有新的认识。概括起来说，自城市化出现以来，人类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反映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自1760年产业革命推进城市化的起步以来，世界城市化主要是走这种发展道路。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又称人口城市化，是原发型的城市化道路，工业化是这种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由于工业化催生了工业，而工业布局又集聚在城市，城市工业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农村劳动力比较收入低于城市工人，就会向城市转移，成为工业劳动者，他们的家庭人口也会随之进入城市，人口城市化率就会逐步上升。而工业化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又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也就持续发展。
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普遍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城市规模快速扩展，城市数量逐步增加，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都发展很快(见表1)。如在1900-1980年间，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增长9.7倍，人口增长14.9倍，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数和人口数则增长更快，分别达到15.3倍和32.4倍。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虽然会推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却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农村的衰退；二是“城市病”的普遍出现，发达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突出表现是贫困问题。这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促使人们深刻思考城市化发展道路，城市化发展道路也逐渐开始转型，出现了一种新型城市化道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二)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
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管理与空间布局等结构向城市转型而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道路，反映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程度的核心标志是区域的“城市性”。当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人口城市化率达50％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新阶段，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就会大面积地出现。显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过程中孕育的，如果说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传统城市化道路，那么，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则是新型城市化道路。
考察率先进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发展史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哨然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比如英国，从1760年开始，到1851年，经过90年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城市化率由10％上升到50％，正好达到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起点，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走上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的国家。1850年，英国铁路通车里程就达9650公里，1870年上升到21720公里，20年间增长2.25倍，密集的铁路网将全国的城市联系起来，又扩大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根据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产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发展深刻地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在人类城市化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乡村城市化”，就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既是对英国这个时期城市化发展的概括，也是对城市化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
又比如美国，城市化由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1920年，美国人口城市化率为50％，达到了城市化道路转型的起点。美国城市化发展道路转型出现了与欧洲不同的景况，即郊区城市化。进入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化的中心，汽车制造、电气设备和房屋建筑三大产业发展很快，而这三大产业又与城市化向郊区城市化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汽车制造为例，在1914-1925年的15年间，汽车生产处于第一次扩张时期，汽车产业工人达400多万人，据美国历史学家的估计，这些产业工人可以养活3倍的人口，仅此就增加城市人口1700多万。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汽车进入家庭创造了条件，大批中产阶级已有汽车购买力，到1920年，全国登记汽车总量达2650.14万辆，占世界产量的5／6，大约每5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公路建设大发展，仅乡村公路就达300万英里，逐步形成了联结城乡的全国公路网。汽车和公路的发展使得人们在郊区生活更方便，建筑商们在郊区开发大批条件更好的住房，大批中产阶级也陆续从市区转移到郊区，出现了郊区城市化或“逆向城市化”，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相比，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公路运输和信息化的发展，美国城市化进一步向乡村拓展，乡村的“城市性”增强，出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城乡差别基本消失。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展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城市之间空间结构的变化，出现了都市区、城市群等城市化地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发生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由于交通运输快速化、经济社会生活信息化的发展，以更便捷的方式密切了相邻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经济发展联系，形成了规模不等但“城市性”程度很高的城市群或城市化地区。比如，地域广阔、人口流动自由度很高的美国，到1960年就形成了
24个人口稠密的都市区或城市化地区，每个都市区都有一个核心城市、数十个中小城市，以及几十个在核心城市1小时行车距离范围内的郊区，覆盖了美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全部人口。由表2可见，在1960－1990年间，除了匹兹堡和布法罗两个都市区的人口负增长外，其余22个都市区人口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无论增长快慢，中心城区人口比例都很低。人口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之外，说明美国的区域城市性程度高，是典型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不少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的城市群、城市带或都市化地区，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已逐渐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普遍现象。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明显提升了区域的城市性，与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实践表明，当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时，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就开始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转变。这个特征表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具有向结构转换型城市转变的必然趋势。
第二，区域城市『生的提升是广域性的，是城市化的“泛化”发展，表现为中心城区人口向周边小城市及郊区的扩散，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人口变动趋向和城市化的“极化”发展完全不同。这个特征反映了城市化的社会进步性，缩小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实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的“乡村城市化”，提升了国家和区域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居民不论是居住在城市区、郊区还是乡村地区，都能从事现代生产方式，享受现代生活方式，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乃至管理体制，都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结构性变化，从而推进了社会发展。
第三，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是工业化，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不仅有工业化，还有信息化。因为信息化具有“压缩”时空的功能，可快速、广域地通达要素的空间联系，比工业化更有力度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将呈上升趋势。
三、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201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为47.5％，“十二五”中期会达到50％，已达到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走什么样的新型城市道路，就是一个必须作出科学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渐进过程。在我国，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还会大规模地持续，但将逐渐弱化，不再成为城市化的主流。 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在我国还会大规模地持续：第一，是因为我国乡村人口比重还很高，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率大多超过75％，若以这个水平为我国的目标，我国还会有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第二，从工业化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加之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对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产生巨大的拉动力。第三，从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看，农业经营规模的不断发展又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按农民人均耕地不低于1公顷计算，保持全国1.2亿公顷的耕地总面积只需要1.2亿农民，201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4亿多，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
然而，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道路在中国会逐渐弱化：第一，农村人口过多、过快地向城市集中，会超越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造成城市发展的新问题，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出现的“城市病”，为避免出现类似问题，有必要在规模和速度上适当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第二，农村发展出现的新因素，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会产生“黏性”，一些已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出现了向农村的“回流”。这种现象目前虽然不多，但表现出一一种重要的趋向，也会导致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会逐渐趋缓。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也在发生，从而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减缓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势头。
(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向
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是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级形态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基本标志是区域城市性的提升。这种城市化已在我国局部地区出现，并会逐渐强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向。
一般说来，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时，就会出现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明显，城市化水平也同样存在着区域差距(见表3)。
由表3可见，2000年，城市化率超过50％的有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黑龙江、广东6省市；到了2009年，又有吉林、浙江、内蒙古、江苏、福建、重庆、山东、海南等8省(市)区的人口城市化率超过或接近50％。显然，尽管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在总体上未达到50％这个“转折点”，但局部地区在2000年就进入了这个“转折点”，开始出现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区域范围会逐渐扩展，发展水平会逐渐提升。
从对人口转移型和结构转换型两种城市化道路在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在今后乃至未来的较长时期内，两种城市化道路会在我国并存，显然，这是一种“双轨”并存的城市化道路。相对于我国过去那种单一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双轨”并存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国今后及未来时期应该走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也可称“转移”与“转型”同时推进的“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与“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出现的，并且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三者相较而言，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从城市化的推动力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单一推动的。当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共同作用，推动着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发展，当然信息化与工业化也是“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
第二，从人口流动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方面，农村人口会就地实现城市化转型，另―方面，城市人口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会向郊区或农村地区流动。“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较为复杂，既有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又有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特征，人口流动和就地转型并存。
第三，从城市的空间结构看，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空间分布的集中而“极化”；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空间分布的相对分散而“泛化”；“双轨”发展型
城市化则两者兼有，空间结构既有集中而“极化”，又有分散而“泛化”。
第四，从城市化率看，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是发生在城市化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城市化率一般在30％以下；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发生在城市化率比较高的情况下，50％的城市化率一般是这种城市化的起点；“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只有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发生时才可能出现，一般也是出现在城市化率超过50％的发展阶段。
第五，从区域的“城市性”看，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因为是集中而“极化”的空间结构，区域的“城市性”程度比较低；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因为是相对“泛化”而相对均衡的空间结构，并且出现城市化地区，区域的“城市性”程度比较高；“双轨”发展型城市化因为具有两者的共同特征，区域的“城市性”程度会高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但又低于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总体上仍具有较高程度的“城市性”。
第六，从区域的产业结构特征看，由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第二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第一产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产业结构大体上是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处于后进地位；由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推动力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有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会大幅度下降，产业结构大体呈现出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的结构特征；“双轨”发展型城市化也是工业化、信息化的共同推动，产业结构也会出现与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相同特征。
第七，从就业结构看，人口转移型城市化是发生在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占多数的情况下，就业结构也具有第一产业大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小于第三产业的特征；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是发生在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会大幅度上升，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会大幅度下降，就业结构出现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大于第一产业的特征；“双轨”发展型城市化的就业结构虽然也保持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某些特征，但是以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为主，所以，就业结构大体上是与后者相似，即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大于第一产业。
从以上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是符合中国国情，更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走出单一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积极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走向人口转移和结构转换并存的“双轨”发展型城市化道路，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科学选择。
“双轨”发展型或“二元”发展型城市化道路虽然是我国当前城市化道路的科学选择，但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城市化道路，发展方向将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时，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将会取代“双轨”发展型的城市化，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形式。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将会出现逐步升级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从1949到2000年的50年间处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双轨”发展型城市化，从2000年起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大体也是50年左右；第三阶段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在2049年前后可能进入这个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城市化率将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进入新的、更加高级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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