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鼓吹乐队形制的功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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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鼓吹乐队的形制入手，以其形制的功能性为切入点，试图从礼乐制度、个体及群体娱乐、其他功能三方面解释乐种较为繁荣的原因。从历史沿革而论，鼓吹乐队的成因来源于礼乐制度的建立。但它顺应时代与社会人群的不断变革，并幻化出更为丰富的功能性，即品味功能、辅助功能、基本功能、必要功能。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nd Form of Shandong Drum and Suona Horn Music
WU Yan-ling
（Department of Music， Heze College， Heze， Shandong 274015）
鼓吹乐在山东省内形成了四路主要流派特征：以菏泽、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鼓吹”的刚柔豪爽；以邹城、滕州为中心的“鲁中南鼓吹”的细腻柔和；以聊城、济南、淄博为中心的“鲁北鼓吹”的箫和三弦音；以烟台、青岛、潍坊为中心的“鲁东鼓吹”的苍劲典雅。从整体而言，异彩纷呈的鼓吹形式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及中国音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学者认为这是经济繁荣下文化发展的必然，笔者却觉应该更为具体地阐释这个问题。
一、礼乐制度：鼓吹乐队的成因
山东鼓吹乐自汉代便已产生，在早先出土的几则《山东石画像》中清晰地描绘了鼓吹乐的民俗重要性和演奏因素，即礼。礼是“在规范了的世俗生活中去展示神圣的意义”。所谓“致礼以治躬”，礼被认为是人的一切行为规范，是塑造人、培养人的先决条件、外力作用。则“致乐以治心”。乐可将外在强硬的礼制融合自然、协和，是先民将“颂神娱神”的愿望以乐和舞的形式“送达天听”的手段。
鼓吹是礼仪音乐中的首选之一，晋朝孙毓《东宫鼓吹仪》：“礼乐之歌义有所指，给鼓吹以备典章，出入阵作……闻其音而德和，省诗而志正……”从文献中不难发现，凡提及鼓吹必有仪仗，也就有乐队形制。众所周知，乐队形制规模与礼的制度联系密切，是权利和财力的象征。反观今日的婚丧嫁娶，鼓吹乐队的人数多寡也是反映一家是否财力雄厚的标准。
礼仪音乐之一的鼓吹乐形成了礼乐上下纵横的统一与协同，形成了人“感于物而动”的情感逻辑。反而言之，鼓吹乐源于外在的强硬制度显现，即礼之因。
二、个体及群体娱乐：各派鼓吹乐队形制各异的源泉
从石刻中的黄门鼓吹，泰山脚下的仪仗鼓吹，至蓬莱《武备志》中记述的“操令凡二十条，凡掌号笛，即唢呐”来看，山东鼓吹广泛应用于各种聚众场合，如宴请、祭奠、娱乐、庙会等。应用的广泛性直观地表达了山东人对鼓吹乐的喜爱程度，是其他音乐形式所无法取代的。
其一，乐器的个体及群体娱乐性。山东鼓吹乐的民俗活动中，演奏吹奏乐器的艺人出自“童子功”，掌握了很多精深的技巧，而其他乐器的演奏者大多临时凑数。但哪怕是凑数也可以引来众人驻足观看。大致有乐器的原因：一是鼓吹乐中的乐器，例如唢呐、鼓类等，大都属于高分贝的乐器，传播的范围和强度不言而喻；二是，吹奏乐器有着夺人瞩目的独特音色。例如唢呐，明代散曲大师王西楼《朝天子》：“喇叭锁哪，曲而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词中描写的唢呐音色明亮、粗犷。不仅如此，唢呐还可表现婉转柔情、哭泣伤怀、学人学物、描景绘情。如《百鸟朝凤》“穗子”中各异的鸟鸣声，《抬花轿》喜不胜收的人物说话嬉戏欢笑声等。
“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万物谐化。”乐需从和，需要群体秩序的维护和巩固。就山东鼓吹乐而言，乐队人员一般有“紧七慢八，六个人瞎抓”之说。除受场地的限制外，乐器配置也受山东省各个地域的习惯制约。例如，吹奏乐器的使用，鲁西南地区大多使用唢呐或笛，而鲁东地区有时使用管子作为主奏乐器。我们主要将其分为如下四种情况：1.单大笛主奏乐器：唢呐、笛子、堂鼓、梆子、云锣、笙；2.对大笛主奏乐器：唢呐、堂鼓、小镲、云锣；3.吹咔乐队主奏乐器：唢呐、把攥子、笛子、笙、拉弦、板鼓、堂鼓、小镲、铙钹、手锣、大锣、梆子；4.笙笛合奏主要乐器：笛子、笙、梆子、云锣。
其二，演奏形式的个体及群体娱乐性。古人云：“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乐器间相谐相同，彼此交流，便能产生自然的内在的引导，引导人们使用合宜的态度言行。山东鼓吹乐队乐器间的组合及规模灵活多变，只要乐器的同奏产生一致性或相通性即可组合演出。现今鼓吹乐多使用在婚礼、葬礼、祭祀等风俗性仪式中，根据场地、规模和乐曲的需要的适度配置，可以产生或欢乐或悲伤的情感宣泄，是个体娱乐的表象。
其三，顺应场合的个体及群体娱乐性。同样，山东鼓吹艺人也秉承学习及适应地域喜好的原则，广泛吸取当地流行的地方剧种乐曲，例如柳子戏、大弦子戏。现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艺人也可在不重要的场合演奏鼓吹乐队形式的流行音乐。山东鼓吹顺应时代、顺应需求，不断改变，源于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效用，即个体娱乐性。
其四，鼓吹乐队娱乐性的功能阐释。正所谓器乃乐之源，人乃乐之本，曲乃乐之魂。娱人娱己也并非只是曲子好听而已。它是乐器、艺人、曲目互为往复的动态关系，是群体情感宣泄的媒介。因此，鼓吹中乐队的乐器和队列布局应是该艺术个体及群体娱乐性不可或缺的功能阐释体，它具有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的双重属性。
娱乐是人追求快乐，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媒介。鼓吹乐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的乐种，早期被认为是仿效宫廷的乐队及礼数形制，这种仿效行为本质上就是个体娱乐行为。它是下层阶级对贵族等上层阶级生活的向往，拉近了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就现今而言，婚丧嫁娶的鼓吹乐使群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尽人事后，群体间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评议。例如，哪家乐队请得好，哪家酒席吃得舒服等等话题。话语中或多或少会提及乐队班社的情况，因此，乐队又成为了群体关系维系的剂，具有了娱乐的社会属性。
民众作为第三方观看乐队演奏的过程，会产生心理影响、情感认同及满足感。鼓吹乐队作为婚丧嫁娶仪式中的一部分，以适时的穿插式行为点睛于仪式全过程。民众观看和体验时会产生对过往经历或信仰的想象和幻想，引发心理和情感的影响。而仪式本身的真实性，能够唤醒或激发观看者的认同感，进而获得投入观赏后的满足感。
三、鼓吹乐队形制的其他功能性
第一，鼓吹乐队可产生初级群体情感的交流、协同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初级群体是具有亲密人际关系的一种社会群体。在频繁、长久的人际互动中，人们建立在同一空间基础上的价值观逐渐趋同。鼓吹乐队如何吹奏、如何列队也是价值观的统一体现。只有舒适的或者适宜的吹奏和仪式行为才会使得群体共鸣，这种共鸣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在于仪式的过程完整性，还在于仪式参与者的评价，甚至还在于乐班的持续性收入。迎帐子仪式中，乐队列于桌子后，孝眷半蹲于桌子前方两侧，按照此形式在村内游行，每遇十字路口便停下演奏，为吸引大量乡民观看。此时的乐队演奏最为卖力，因为乡民会根据其演出给予一定的费用。演出的内容往往最能表达孝眷、艺人的共同情感，也是获得情感交流、协同的最佳时机。
第二，鼓吹乐队具有辅引导功能。
音乐引导联想认为音乐可以促进人潜意识活动的释放，这些潜意识包括现在和过去经历有关的联想、情绪等。在音乐引导联想中提倡采用适当的语言性诱导使得人注意力集中于一定的范围内。山东民间礼俗中均有主持者，称为礼相。仪式中的所有物品摆放、行为规范、程式内容都需谨遵其令。而礼相的每次口令均佐以鼓吹乐。例如一则鲁西南地区的红事流程：接亲或迎亲，鸣炮，奏喜庆音乐（《百鸟朝凤》等，唢呐主奏；新娘新郎迎宾，鸣炮，客人到行鞠躬礼，奏喜庆音乐《开门》；婚礼仪式，新人叩拜礼，鞠躬（往返三次），鸣炮，奏乐《百鸟朝凤》。乐止，礼相诙谐提问，乐队做相应音乐回应。乐止，新人答谢宾客，奏乐。
第三，鼓吹乐队具有人神对话功能。
在万物有灵的上古社会，音乐是巫术或宗教仪式中先民寻求通灵和娱神的中介，然而神灵的虚渺化促使先民将对神的“敬畏和膜拜部分地转移到了‘乐’，这种由‘神’到‘乐’的移情，使上古之乐成为初民寻求与神灵化自然融合的方式之一。”经历了礼乐制度的千百年历程，中国人对于自然神灵的概念逐渐予以淡化，但乐教论中“移风易俗，非乐莫属”的风俗尚存，乐又成为人对先祖敬畏和对话的形式。山东有些地方在先人过世三年后往往会举办“三周年”的祭祀活动，基本程序分为三个阶段：请神、祭奠和送神。仪式中基本以单大笛主奏的站场演奏形式。演奏期间有严谨的程式体系，用乐要传统，不能随意增减改变，否则就是对神灵的不敬。
第四，鼓吹乐队队列形式的不同是艺人营销的概念性逻辑功能的体现。
所谓营销是一个计划和执行知识、货物以及服务的形成、定价、推广和分拨的全过程。它的目的是为了满换双方的需求。山东各地鼓吹乐的乐器和队列形式大致相同，但不同的地区地域或不同的鼓吹班仍各具特色。我们认为这是艺人们的营销策略。首先，它体现在乐器制作中。鲁中南鼓吹的邹城地区平派吹打，唢呐由铜皮制作而成，铜身短而小，其独特技法有三弦音、箫音等，亦可模仿飞鸟或人声歌唱等。其次，艺人的独特技法。嘉祥地区的鲁西南鼓吹乐继承人任同祥不仅善于唢呐，还精通笛子与笙的奏法，并将三者的有益奏法用于其它乐器中，成为鲁西南鼓吹乐的多面手。特色的产生并非只是为了简单的划分，或许这是班社的一种经营理念。山东鼓吹乐的广泛流传，20世纪80年代统计的全省各地区乐队少至几十个，多至百个，艺人近万名，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如若没有出色的技法，异于其他班社的形式，班社将如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