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D尊在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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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秋季，我考取了春晖中学。春晖校址在白马湖畔，环境幽静，风景秀丽，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当时春晖还没有办高中，只招收初一新生。老师有校长（因校长经亨颐先生在北京高师任职，尚未来校）兼英语教师朱少卿先生、国文教师夏D尊先生、美术音乐教师丰子恺先生、数学教师刘薰宇先生、史地教师刘叔琴先生，还有一位教生物学和体操的黄先生等（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等老师是后来陆续聘请来的）。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全国闻名。因此莘莘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甚至有来自四川、贵州等省的。

进校以后，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身材比较高大、脸色黄中带黑的老师。当时教师都是穿长衫的，在天气还很炎热的学期开始的秋季，不是穿白夏布长衫，就是穿纺绸之类的绸衫，当时春晖几位老师无不如此。唯独这位老师穿的却是白土布短衫裤。这使我感到有些惊奇。后来知道这位老师不是别人，就是此后在学生中最有威望的夏D尊先生。

先生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平时除观察学生的素质性格外，还做家庭情况的调查，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我入学后不久的一天，他在通向教室的走廊里见到了我，亲切地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询问我的家庭情况。等我回答完毕，他略略沉思了一会儿以后，对我说：“现在穷人家的子弟进不了学校，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喜欢读书，唯有小资产人家的子弟最有希望。”先生富于同情心，他所同情的是弱者、穷人。先生对于尼采“超人学说” 是反对的，所以在讲到他的超人哲学时，就向学生宣布：“我是同情弱者的。”

春晖中学的学生因多出身于富有之家，衣着是比较讲究的，雨天穿的都是皮鞋（当时市场上还没有橡胶套鞋这种商品）。我没有皮鞋，雨天穿的是母亲自己缝制的水鞋（一种涂以桐油，鞋底钉上秋皮钉，雨天穿了不会湿的鞋子）。这种鞋子跟皮鞋比较起来自然“相形见绌”。我虽穿着，心里是并不高兴的。一个下雨天，他见了我的水鞋，却对它大唱赞歌，说：“这鞋子好啊！”

先生担任的是国文老师，但他对学校里的事什么都管。我走过他的寝室门前，常见他被朱少卿、丰子恺等几位老师围着，坐在椅子上讲话。不消说是在商讨学校大计或教育措施。先生生性率直，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从不知道虚伪造作，所以有时也难免要得罪人（如有一次我目睹他在向总务主任发脾气），但他不是为了自己，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为学校的教育事业操劳。

他创刊《春晖》半月刊（该刊除由老师撰稿外，也选登学生习作），举办师生演讲会（每周一次，有培养学生演说口才的意图），组织学生课外阅读。另外如购置图书、仪器，他也提建议或出主意;甚至连部分校舍的名称，如“曲院”“仰山楼”等，也是他给取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学后不久，他写了一篇题目叫《我们应把学生培养成怎样的人？》的文章，刊登在《春晖》上，阐明学校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并且他是切实贯彻执行的。当时有相当多的学生（包括作者本人）不大愿意上体操、运动课，先生就现身说法，教导说：“体育运动旨在增强人的体质，使人有充沛的精力从事学习或工作。我过去不爱体育锻炼，以致现在工作有时感到精神不济，不能持久。”我和有些同学偏爱文艺，不能好好学数学，他就教诲我们说：“学数学不光是为了能做几道数学题，而在于它能锻炼人的脑筋，使人思维精密。”至于品德，他更为注意。因为他痛恶一切行为不端的人，对学生的言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把国文课上得生动活泼，非常成功。当时的教材，是孙Z工和沈仲九两先生合编的初中国文课本，但先生也讲授语法和文章作法方面的知识。课本所选入的全部是语体文（即白话文），而先生认为中学生也应养成阅读古书的能力，所以也选印了一些文言教材，如庄子的《逍遥游》、墨子的《兼爱》、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木兰诗》《孔雀东南飞》以及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等。

无论上语体文或文言文，先生是不多讲的，他要学生先看，先讲解，然后由他对讲错的加以纠正;对讲得不清楚或不全面的加以补充说明。有时他向学生提问，有时则要求学生向他提问。他在课堂教学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末了，他总要结合课文，把世界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复返自然说和《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等等，言简意赅地介绍给我们。

文学方面，他常提及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易卜生的《娜拉》等。这些讲述不仅使学生开阔了思想境界，而且富有吸引人的魅力。记得当时我因家境不宽裕，读中学有困难，思想非常苦闷，精神陷于消沉。但是只要听了先生的课，我就感到莫大的安慰，精神也不觉振奋起来了。把语文课上得这样出色而有魅力，至今犹觉得是件了不起的事。

批改作文，是许多语文老师最感头痛的事，但先生却轻松自如。他眼光犀利，对于许多人看了摇头的文章，一眼就能看出其主要毛病所在。文章的大病，在于文不对题或文理不通。对于这种文字，先生着重于“批”（包括总批与眉批），而只对用词不当的地方加以修改。这样，既避免了将批改者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写作者的错误做法，且使写作者懂得文章毛病之所在，逐步由“不通”转向“通顺”。这比偏重“修改”，当然要高明得多了。后来先生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上创造性地开辟了“文章病院”一栏，为一些从书刊上收集来的有病文章治病，对提高当时广大青年学生的写作水平，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

虽然先生精通日语，学贯中西，但他非常谦虚。他从不“强不知为知”，对某事物或问题不能确定时，往往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甚至有时询问学生。如有一次，课文中有“Inspiration”一词，他一时记不起确切的译语了，他就问我们，有人答以“灵感”，他就微笑着说：“对，对！”大概在1926年前后，先生曾应何炳松先生之邀，担任过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而他在春晖教书时期，有一次却对我们说：“我是只配教教初中的。教高中就不胜任了。”

1924年春，朱自清老师应聘来春晖任教。朱先生还未到校，先生就向我们全班宣布：“朱自清先生就要来校了。朱先生学问比我好，他来后就请他担任你们二年级的课。我仍教初一年级。”后来我们初二的国文课，就由朱自清先生担任。

选自《夏D尊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