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已故管理学教授苏曼德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曾经指出,同物理学不同,管理学理论能够“自我实现”,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优秀的商业实践。在前面两期,我们介绍了作者“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概念及其“3C+3T”模型。本期我们接着介绍为什么作者认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有望引发根本变革的管理理论和实践革命。作者认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管理实践上已经初步看到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在管理理论上也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管理革命,并且真正推动企业管理实践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管理实践上已经初步看到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在管理理论上也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管理革命,并且真正推动企业管理实践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一场新的管理革命
相比较于目前教科书倡导的企业管理理论,也就是从根本上支撑股东利润目标管理模式的管理理论,本文所提出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在企业管理的基本假设、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及解决核心问题的基本范式等本质层面上都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与探索。这些创新与探索如果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将会推动世界管理理论的根本性变革。
提出了新的“理性人”假设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变革。任何企业管理理论都必须对人性和企业本质作出假设。在对人性的假设上,传统企业管理理论或者将人理解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或者具有有限理性的“社会人”,或者现代管理的“复杂人”……这些假设背后无一不是将人视为经济动物,或者是成本费用,或者是收入来源,而不是将其视为具有不同能力、信息、资源和追求多元价值的现实的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则是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提出了新的“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意思是指每一个人,其都有多元的价值追求,包括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重价值;每一个人由于成长经历、社会建构和社会位置的不同,都具有不同的能力、信息和资源;每一个人都具有决策理性,也就是说其在做决策时,总是会在决策的时点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个体理性,它是指决策当事人的理性,是指决策当事人在决策时点的理性,是指决策当事人追求在决策时点认定的最大化效用的理性。正因为如此,决策当事人理性具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在不同的决策时点,决策人的决策选择标准具有可变性;二是在不同的决策时点,由于决策人和决策环境的变化,决策人的决策选择能力可以发生变化。
按照新“理性人”假设,首先,由于人的追求是具体的、丰富的和多元的,因此企业运营中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市场交易关系或经济关系,而是实现多元价值的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其次,由于人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学习的过程,它的能力、信息、资源都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每一个社会交往主体的决策标准、决策能力和决策信息都会发生变化,而不是仅有市场价格机制决定的成本费用或收入。在对企业本质的假设上,传统企业管理理论都明确地或隐含地假设企业是股东获取利润的生产组织,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化利润。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则认为企业作为社会功能的载体,是不同社会主体实现其多元价值追求的社会平台。因此,企业有责任发挥和凝聚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价值创造潜能与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增进社会福利。
强调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价值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的重新认识。传统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赢”或者说充分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企业管理模式本质上都是在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指导下的追求财务价值最大化的具体方式和方法。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者说充分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因此企业管理模式强调通过创建有效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激发和凝聚利益相关方创造社会价值的潜能与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
管理范式有所革新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对企业管理的管理范式的重新认识。传统企业管理理论采用以维护股东价值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务价值为主线,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为保障的管理范式,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必要时被动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对象只关注广义的财务资源。
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采用的管理范式则是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综合价值为主线,以创建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机制为根本的管理范式。资源配置方式除尊重市场机制、政府调控机制的作用以外,还高度强调发挥利益相关各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推动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配置对象包括利益相关方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元价值追求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能力、资源和信息。
实践探索领先于理论突破
实践探索领先于理论突破是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普遍现象。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社会压力回应”、“社会风险管理”、“基于财务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管理”和“基于综合价值创造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四个阶段。
在早期,面对消费者权益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人权运动以及形形“特殊利益团体”所掀起的特定社会议题运动,企业为了增强其“合法性”和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开始被动地采取措施对强大的社会压力作出反应,因此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要是对社会压力进行回应管理,并主要集中在慈善、环保、人权保护等特定议题上。
之后,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影响到许多企业的生存,特别是一些企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运营造成大量环境污染等社会责任缺失而轰然倒塌时,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开始被企业看作运营过程中的重要风险,因此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要是对这些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确保企业免受社会和环境问题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社会风险管理强调预防和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竞争优势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关注点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世界一流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实践进入了所谓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管理阶段,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核心业务流程和企业战略部署,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更多的财务价值。由于此种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所以称之为“基于财务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管理”。
近些年来,世界一流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管理动力已经日益由纯粹的社会议题驱动或狭隘的财务价值追求驱动转向基于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创造来驱动。它们立足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高度审视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着眼于发挥自身的优势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优势,形成可持续发展共识,凝聚可持续发展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社会价值创造潜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为增进地区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谐、可持续的社会积极探索管理模式,主动贡献力量。这些难能可贵的实践值得理论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及时总结和广泛传播,同时也需要理论界加快管理理论的突破,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界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有效性。
根本突破需要深刻的观念变革
已故的管理学教授苏曼德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曾经指出,同物理学不同,管理学理论能够“自我实现”,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优秀的商业实践。最大化股东价值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管理信条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行其道。它对伦理道德的视而不见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际上,我们已经把管理学简化成一种‘物理学’,人在其中即使有作用,也被认为是完全受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定律来控制。”我们要从“现实中的人”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出发,正视每一个人作为独特的“社会建构”所追求的多元价值和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创建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的有效机制,推动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变革。
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观念变革。一要坚持判断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科学标准。判断企业行为是否对社会负责任,要以企业行为能否促进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福利为标准,而不是单纯考虑道德动机和履责意愿。在目前的管理实践中,由于将企业社会责任简单等同于环境保护和支持公益,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使得企业或者从事其并不具有优势的社会决策,或者未能将弥足珍贵的爱心资源投向最具社会福利创造潜力的组织和项目。二要深刻理解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核心,是企业基于内在的道德动力,有效管理自身运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及内生于运营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并不是企业管理的新领域或新议题,而是内生于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企业管理新模式。三要坚持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对象的科学边界,也就是科学确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企业社会责任,究其本质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企业行为。
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首先是通过实现蕴含于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核心社会功能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而创造社会福利。因此,确保企业的核心社会功能的实现是企业最根本的社会责任;其次是通过优秀的企业公民行为(履行“三重底线义务”)和有效管理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激发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的潜力),而增进社会福利,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扩展边界。企业要对利益相关方履行“底线责任”(遵守法定义务和坚守道德底线)和“共赢责任”(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
(李伟阳:国家电网公司社会责任处处长;肖红军: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