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世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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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世襄先生于2009年11月28日逝世，为纪念这位为中国文化和文物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人，我社约请找到了田家青先生，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
田先生与王老相交三十多年，亦师亦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王老的大力推荐、支持下，15年前，田家青的第一部专著《清代家具》终由《明式家具珍赏》的同一出版社作为其姊妹篇出版，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
他们共同设计制作家具，家青制器、王世襄题款的家具开创了将家具视为艺术品设计和制作，并使家具成为承载人的思想和具时代特征的载体。
说起王世襄先生，各类文章大都以“大玩家”，“玩”来介绍。而本文的作者则以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做事严谨、做学问刻苦、为人师长、为人诚恳的王世襄的形象，值得一读。
一位真正的学者、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的守护者
田家青
绪言
当今，人们给王世襄先生冠了一个“大玩家”的名头。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名子不适台王先生，而且王先生本人也并不真喜欢这个名头，他所以能接受下来也有他内心的无奈。早先，有人称他“收藏家”，但越来越多自冠头衔“收藏家”们出现，不应该让王先生与其为伍。
“玩”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而实际上，在治学上、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此两词是杨乃济先生数年前送给王先生的评语。
“玩”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自我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一生在致力于展示宣传汉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而这对当今我国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一位中国文化的守护者，本文的标题特加“真正”两字以区分于那些“收藏家”们。
相识
我是在1979年有幸结识了王世襄先生。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在明清家具这个圈子中泡了五六年，向硕果仅存的鲁班馆的老木匠学会了修复家具；跟民国时候“打小鼓”出身的古玩商学会了辨别家具的真伪等等；也和一些玩主――当时不是很多，成了好朋友，互相切磋。因为基本掌握了木工的制作技艺，所以学了不少专业术语和行话，那时候自己觉得已经“门儿清”了(什么都清楚了)，很了不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人们都会提到一个人，就是王世襄先生，大家说他是一个高人，可也说不清楚高在哪儿。所以当我去见王先生的时候，是抱有一种“会一会”的心态，那时年轻气盛，不是很服气，就觉得大家凭什么都说你那么高呢?
第一次进了王世襄先生家里，看见几间大北房摆满了明式家具――现在大都陈列在上海博物馆，其他地方放的都是书籍和资料，只剩一条过道；那时候他们夫妇都还睡在大柜子里面，屋里看着挺繁挺乱，但却显示出非同一般家庭的格调和品位，更透着主人的学识和修养。
和王先生一交谈，我顿有“找到组织”的感觉，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会说不少术语、俚语，还有一些很生僻的专业词汇(因为当时只有工匠能说一部分，有些打小鼓的说一部分，所以这是业界评价一个人真实水准的一个标准)。我会说行话，就觉得自己已经不得了了。结果跟王先生一聊，发现这些行话术语他不仅很熟，而且还能告诉我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以讹传讹的，后面的典故如何，哪个词由于南北口音不同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我简直觉得王先生“神”了，这才知道和我以前认识的业界人士相比，他高的不是一筹两筹：这些行话我们只是会念，而王先生凭借深厚的古文献学基础，将近千条术语做了查证和校注，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并且显示出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一般的学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践经验。
从此我感觉找到了自己一生也应遵循的路线，隐隐约约觉得，这一生和王先生会有不解之缘。
当年我们老说，“站得高看得远”，我形容王先生在这个行业里不仅是“站得高看得远”，还看得深、看得准。
在认识他之前，在鉴定古典家具的真伪和判定高下方面，我已自觉很了不起，那时候主要用的是一套一套的“招数”，就是哪个东西应该是怎么回事：这个曲线应该什么样，那个应该是什么作法。直到现在，多数鉴定家仍然是依托于招数，局限于对文物各种特征的鉴定。后来我发现，王先生看东西，比这种路数要高一个层次。他早年是研究古代绘画的，加上家庭背景、时代背景得天独厚，接触到了中国美术史上成就最高的宋元绘画。同时他还涉猎了漆器、雕塑、竹刻，各类文玩用品，因此他对中国文物的鉴定和鉴赏，能站在更高的层次凭的是“感觉”、“一眼明”，而这是文物鉴定的最高阶段。当然，这仰仗的是他的见识、修养和感悟力，是常人根本不可企及的。
我认识王先生时，历经多年坎坷的政治运动，他总算有了平静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著书立说。所以那时他更格外地珍惜时间，大家都知道，他基本是闭门谢客。他能接受我，实际上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严格要求
我当时也在写文章，所写的文章在国内一投就能给发表。认识王先生以后，我知道他要求很高，所以给他看的论文可以说都是挺用心写的。但是头三四年，我把写好的文章递给王先生，请他帮我看看，可是没有一篇能被王先生留下来的。王先生拿过来，随手翻一翻，也不说什么，当下就还给我了。显然这是都不值得一看。我回去以后，就会对照王先生写的文章，从内容、写法和特征，再对照我的文章找问题，然后我会再补充内容，再认真改进。改完以后再拿过去。往往有的要修改几次才能被王先生收下。记得他收下我的第一篇文章时，我很高兴，以为这一回没问题了，可没想到下一次见到王先生，他又递回给我，仍然一字不发，但从表情上看还是挺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明白了，这表明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又接着拿回去改。后来，如果有文章被王先生留下了，他再见到我，会告诉我他的意见，时间一长，我从这个过程中就知道王先生对文章的条件要求：要有新观点、新内容，观点要写得明确，必须要有考据，考据要详实，出处一定要准确，对复杂的词条要有注释，注释要详尽，文字还必须简练，不能有废话。说空话和套话是王先生最讨厌的一个毛病。如果是英文稿，要符合英文的书写习惯。我第一篇获得王先生通过的文章是1986年写的，用评分的方法来评价古代家具。我用造型、用料、工艺、结构、年代等七个方面，对家具分别打分，1 00分为满分。我想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这个方法量化古代家具，这可能跟我学工程也有关系，工程总喜欢用数字性的东西。后来我给各博物馆鉴定家具，一直用这个方法：60分以下就不及格，80分是不错的，90几分就是非 常好。他们都说好，即使现在来看，当时的这个观点都很超前，因为它提出了不能像传统的按年代和材质论家具的高下的鉴赏方式，提出了要全面衡量的一个办法。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写的论文。王先生看了以后，提了两个建议：第一，想法非常好，是创新，评判的标准也都合理，但是最好别把时间跨度拉这么长，缩成对明式家具的评价，这样更准确。此外，用英文写艺术性的文章不能像科技实验报告，本来内容就是条条框框，形式上再写得条条框框，那就有问题了。我按照他的要求又重新写，英文的题目改为《Appraisal of Ming Furniture》，后来发表在了《Orientations》上。
1990年，我写完了《清代宫廷家具》，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详实地考证了清代宫廷家具的制作过程，并结合着传世实物，真的是按王先生说的三个方面一实物、文献和技法相结合写的。那也是第一篇关于清代宫廷家具的专题论文。王先生看了以后，过了几天看到我，就说了一个字“好”。后来，此文发表在了《Orientations》上，我看后发现他们对英文和内容几乎没有修改。2002年我写的《圆明园家具初探》，他看完以后说了两个字“很好”。对此情景，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而我给他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圆明园家具的认知过程》，是归纳30多年中从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看到的传世的清代宫廷家具，包括整器、残器，有民间的，也有博物馆收藏的，最后互相印证写出的。因为家具都没有款识，为确认有些流散的家具是圆明园的遗物，结论是建立在证据链上的，所以文章完成得十分费力。王先生看后说了四个字“真好，真好”。从开始他翻一翻就给我递回来了，到总算能帮着看一看，到说“好”、“很好”，最后到说“真好，真好”，也是跟王先生学习进步的一个过程。而有意思的是，这些简单的语言表述其实也是王先生鉴定文物时所惯用的语言。
我给王先生看过的时间拉得最长的一篇论文，是写关于中国古代木工工具的论文，近三十年间，多次修改，王先生多次提建议，虽现已完成，但我认为还不符合王先生的标准，所以仍未发表。
“我不是收藏家”
前文说过，人们给王世襄先生挂了一个名头儿，叫“大玩家”。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适合王先生，而且王先生也并不真喜欢这个名称。他所以能够接受这么多年大家叫下来，有他内心的无奈。是这样的。以前，人们称他为收藏家，显然他也是无愧于此名头的，但我们翻开他的著作《自珍集》，自序的第一段一句话，“人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王先生是这样写的，而且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我碰过多少次，当友人恭维王先生，说“您是收藏家”，王先生真的立刻站起来对曰“不敢当，不敢当。”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一个外面来的朋友恭维王先生，王先生说完“不敢当”以后，他还没完，一个劲儿地说，您看，您的收藏这么重要，办个博物馆都是世界级的……王先生说，“你别再说了，你要再说，我就钻桌子底下去了。”对于王先生为什么不愿意人家叫他“收藏家”，在较早期的时候，确实出于谦虚，他曾跟我说，成为一个收藏家不容易，不是有好的收藏就行，我的老师朱桂辛先生(王世襄先生非常尊敬的师长)的学识、能力和贡献是无愧于收藏家的。朱先生是民国初年的内务总长，收藏丝织品，创建了营造学社。王先生说过很多次：朱先生除了以上众所周知的成就，在古代文学等方面的诸多学术领域有真见卓识。王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也说过，近现代够收藏家的，还有朱翼庵先生收藏的碑帖、张伯驹先生的书画、周叔瞍先生的古籍。他与这些的收藏家们大都有交往，他告诉过我他们的成就，而且反复强调过：真够格的收藏家都不是自封的，不仅都相当谦虚，而且绝不爱“咋唬”(“咋胡、诈胡”，老话，指出风头、作秀)。因此，较早期的时候，王先生说“我还不够收藏家。”确实是出于谦虚。但是后来随着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多有钱人，很多不知深浅自以为是，稍有收藏，甚至“地雷”(赝品)满屋，却自冠头衔“收藏家”，结果这个词儿从缩水到变成一个挺俗的词了。尤其其中有些人自比历史上“×××收藏家”，这令王先生十分反感。王先生跟我说过：“他们真敢开牙，竟敢跟×××、×××比拟，我都替他们臊得慌。”可是这些年下来，“收藏家”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有些人仅当收藏家还不过瘾，冠名“大”收藏家，更让人哭笑不得了。从此以后，大家也觉得再叫王先生“收藏家”真的也不合适了。
干实事
王先生一生最注重的，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做实事。从生活中的一个细微的习惯性动作，可以见微知著。这么多年来，朋友们来请王先生吃饭，往往去的都是比较高级的酒店，王先生其实也并不喜欢。每一道菜上来，他往往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先拿筷子把菜里边做的虚的东西，什么萝卜花啊，雕的仙鹤、小桥，放的花瓣――我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生活中的王世襄本是一位十分能容忍的人，完全下意识地给它挑出去。
因为王先生有一个核心思想：干实事，不务虚。明式家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曾经有人问我什么是好的明式家具，我说，你拆不了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就是它没有为装饰而装饰的部件。
都说王先生饭做得好，王先生的核心理念就是：饭是吃的，要用很大众的原料，把心思花在如何做得好吃、有利于健康，且卫生，而不是要你做萝卜花给人看。萝卜花雕得再好，吃不卫生，不吃浪费，色、香、味的色应是本身自有的，而不是外加的。
从这一个细节能看到，王先生一生最爱干实事，最反对虚的。多年来，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用大陆话说，叫爱“忽悠”，就是拼命宣传、包装、炒作，这是他十分反感的。
惜时如金
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在很长一段时期，每天把时间排得满满的，分秒必争，休息时间是几点呢?是晚上七点。他会利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片头的时间，稍微活动活动，然后一边看，一边听，而且是一只耳朵听一个：他有两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索尼的，稍微大一点，搁在右手、右耳朵上，听英文新闻，一般是BBC，因为波段缘故，随时得摇晃这个收音机，找到一个好的接收方位。这个动作在我脑子里就像是昨天一样。另外，左边拿一个很便宜的国产小“半导体”，听体育节目，若有球赛，他更喜欢。同时，他还能聊天。这就是他的休息，似乎身体放松了，脑子还放松了。
我当时很奇怪，觉得简直难以想像，后来故意试过他几次，等播完了我就问他刚才新闻播了哪些东西，球赛谁赢了谁输了，英文广播国际上有什么事件，总 的东西他基本不丢。这一是反映他惜时如金，另外也反映了王先生不是一个平常人，他天生的聪明、睿智，他的天分，我们不能不承认。
后记
王世襄先生刚刚去世，立刻就有报刊来约写文稿，说要抢在第一时间发表，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王先生很讨厌的当今“十弊”(时弊)之一就是抢风头，而且对于“应景儿”的急就章(“应景儿”和“急就章”是王先生真实的用语)是嗤之以鼻的。不过，我是想要写篇文章怀念王世襄先生。我觉得文章的意义不仅要将王世襄先生一些真正出彩的东西写给广大的读者，更重要的是将他的思想写出来，对社会能有所用处，这也是最好的怀念。但是一开始动笔，和王世襄先生30年来一个个朝夕相处的日子犹如就在眼前，几乎每晚夜不成眠，一下就想出了几十个小标题。看来，按照王世襄先生对文章的标准，这篇文章全部写完时间久矣。《文物天地》几次诚恳地约稿，我能理解，故草写了五段先行发表，并配了几张图。其中第68、69页图片是一页王世襄先生为2003年11月26日在北京保利艺术馆举办的“丽松居长物志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古代艺术品”展览开幕式亲笔所写的致谢信。这是信的原手稿。艺术品展览的致谢信中却谈到了吃，但读者若细细读来，可能会品出点儿什么。对于王先生的烹调和鉴赏，各类报刊都有谈到，也很多。确实，王先生善于烹调和品尝。各报刊的文章也很多。王先生逝世后第二天，见到某报有文章说，王先生是吃着猪头肉，喝着二锅头与工匠一起研讨家具。熟悉王世襄先生的朋友都知道，王先生滴酒不沾。我知道与工匠的交流时主要是喝茶。若赶上饭口吃饭，吃的是好吃不贵有益健康的家常饭菜，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曾几次让我给他的好朋友、鲁班馆老工匠祖林连朋师傅带去茶叶。我在1996年《文汇报》上写过一篇《“吃会”与会吃》的文章，王先生看过，在此一并刊出。
王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的家具，所以他很希望把他的思想融入在一件家具中。在2002年终如愿以偿，他终于有了这样一件家具一张独板大画案。对这件大案，他说过多次，是他最喜欢的一件器物。附文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记王世襄先生所用花梨大画案的设计与制作》，是我2003年所写，介绍了他制作大案的过程。此文曾刊于《明韵》，在此一并刊出。
2010年1月15日
世好妍华 我耽拙朴――记王世襄先生所用花梨大画案的设计与制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南友人郭先生在其经营的进口花梨木材中开出了一块尺寸硕大的板材。花梨木有巨材，本不足为奇，但此板是块“二膘”(圆木中最好的部位)，质地细密，无疤无裂，就十分难得了。于是郭先生将它单独存放了起来。
1995年，郭先生来京看望王世襄先生，获知王老已将过去一直使用的那张明代紫檀大画案(此案刻有宋牧仲题跋，为文物收藏界所熟知)交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自己却将就用着一张从家具店买来的“大班台”。感动之余，执意将此料送与王老，并希望我能帮着打造一件大案，以替代原物。王老岂肯随便收纳，坚持支付了工料银方肯收受。
这块花梨板重近一吨，是用大拖车运送到京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进了库房。料已作过干燥处理，又放置多年，随时可以开工制作。我粗算了一下，若用它打造一件独板案面(俗称“一块玉”)的大画案，除去牙子、腿足等部位的用料后，还可开出一块长近三米、宽近一米的整板用于案面。在传世的明式家具中，我尚未见过如此巨型的独板大案。王先生见到大料十分欣喜，决定用它设计制作一件有品味且实用的大画案。
亲自动手做过硬木家具的人，不难有这样的体会：制作古式家具，如果只是原样照仿，只要把结构做对、把工艺做精，再现其形体外貌并不算太难。难的是把握古器的风韵，令其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有些造型简练的明式家具，是以其完美和谐的比例、尺度与曲线营造出美感和韵味的。即使是实物测量、原样照仿，只要稍有偏差都难免失神，更何况创新设计，难度可想而知。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传世经典之作，想必是在多少前人对实物的不断揣摩中，一件件逐步演进完善才最终成就的。而超大尺寸的家具设计与制作，犹如大幅书法作品的创作，比常规作品更难把握，不仅需要丰富的艺术感受力，也需要创作灵感。
在做出具体方案之前，我们先确定了几个原则：一、如此大器，必须制成可以拆卸的，以便于搬动；二、结构要考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三、造型要与木料的色泽、质感相协调；四、既要古朴庄重，又要个性鲜明，富有时代感。王先生研究学问向来十分严谨，不到构思成熟不会随便拍板。因而我们并未急于动工，只是时不时交流一下各自的想法。
几个月后的一天，王先生告诉我，他有了初步构思，并用铅笔勾画出一张大画案的轮廓图，注明了各部件应遵循的比例关系。我们一起讨论了榫卯结构和制作要点，而最终的尺寸则要根据木料剖开后的具体情况再定。原则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把案子做大，将材料“吃干榨净”，以求物尽其用。
我琢磨了一段时间后，最终确定了榫卯结构和工艺方案，同时准备了几件制作大家具的特殊工具。对加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都作了认真的预测和分析，想好了对策，感到确实有把握了方才开工。
制作家具，专业技艺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要有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按照中式传统家具的制作方法，施工并不完全依赖于图纸，制作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再完善的过程。例如，此案腿足侧脚的角度、案面倒棱的弧度等都是“跟着感觉走”，边做边试后确定的。其间，王先生两次亲临现场，与大家一起揣摩、推敲。
为了便于远距离观看效果，利于修改和加工，案子的主要部件制成后就移到了室外，通天接地，加工起来得心应手，倍感爽利。大案采用活插结构，所有部件都是靠榫卯“斗”合，未施胶。分体式的五个组成部件为：一个独板大案面、两个长牙子、两个腿足组件。腿足组件中的两条腿与横枨之间采用“勾挂榫”相联，牙子以夹头榫的方式嵌入腿足，落实后四平八稳。放上几百斤重的大案面，犹稳如泰山。木工完成后，磨工用搓草(节节草)打磨抛光，最后按黄花梨家具的传统工艺施蜡干擦硬亮。
也许是精诚所至，上天也助人，制作过程十分顺利。全部完工后，将大案搬入礼堂，布光拍照，在柔和的灯光和白色背景纸的映衬下，色泽金黄、四腿八扎的庞然大案显得格外沉穆、质朴，大家都意识到成就了一件重器，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大案制成，王先生很满意，兴奋之余，特作案铭，请荣宝斋傅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以石青填色。铭文记述了大案设计打造过程，生动地形容了案子 的造型，其中的点睛之句“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艺术审美观，体现出一位毕生从事艺术研究的老专家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几年来，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中陪伴着老人著书立说、挥毫泼墨，成就了一部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包括深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锦灰堆》、《自珍集》等旷世之作，都是王先生在此伏案完成的。宽敞的大案不仅实用，其“鲸背象足”的造型也俨然成为令人瞩目的室内一景，往往引得中外宾朋流连摩挲，品造型、观木色、评结构、赏铭文，问答推敲之间，其乐融融。
正是这具大案的成功，推动我的事业拓展出另一片天地，从而正式步入了家具设计与制作领域。制作大案时悟出的道理也成了我后来一直遵循的理念。回想起很多年前，一位研究佛教的先生曾问我：家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记得当时我的概念十分含糊，只能试着从艺术、造型、工艺水平等方面来回答，连自己也知道答非所问。在丰富的实践中，我的感觉从积淀到升华，逐渐悟出：家具的最高境界应该像人一样具有个性。“世好妍华，我耽拙朴”就是王世襄先生赋予这具大画案的鲜明个性，它融入了王先生特有的思想品位和审美情趣，展现了这位世纪老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吃会]与会吃
田家青
十月下旬的一天，我们陪王世襄先生去了一家相距不远的宾馆吃饭。得知素有“学人美食家”之称的王先生光临，宾馆总经理之热情自不待言，亲自作陪，选定厨师，拿出了看家手艺。席间得知，掌勺的厨师原为北京四川饭店主厨，不久前在一个大奖赛中获第四名。当总经理不无委屈地说到前三名均为出资赞助单位的厨师时，王先生风趣地接茬儿说：“这个第四名后面应该加个括号，注明‘未赞助’”。
说话之间，王先生谈起，最近在京的几个海外实业家、美食家成立了一个名为“吃会”的组织，特邀他作顾问及荣誉会员。“吃会”的主要活动是光顾北京不同类型的饭馆儿，品尝加鉴赏。“吃会”亦有章程，诸如事先不与所去饭馆儿打招呼，不暴露吃者身份等，目的无非是想测验出饭馆的真实水平。饭后，以打分方式评定，最终将结果以正式文本送交被光顾单位，并公布于众。鉴于“吃会”会员的身份，可想此鉴定书之分量及权威性，其评定结果对各饭馆及广大顾客都会产生影响。
听此消息，大家不禁对“吃会”的活动发生了兴趣，随之又不免感慨起来。近年来，北京的餐饮业越发不尽人意，饭菜水平不见长，价钱却一长再长。“吃会”的出现将给此等时弊猛击一掌。吃会的考评不看花架子，注重内在质量。无论什么级别的饭馆儿，均以大众化以经济实惠的菜肴为主要评定对象，考的是厨师的真功夫、配料的科学、操作的卫生、服务的质量和餐厅的环境，其精神是越是能把最大众化的原料做成有特色的美味佳肴，越会受到好评。
餐桌上大家边吃边聊，在一旁服务的餐饮经理一再拜托王先生设法将吃会请来，他们随时欢迎考核。经理是个机灵人，言语之间旁敲侧击，试探如何才能博得吃会的好印象，王先生又将当年在首届烹调大师评比会上发表的见解说了一遍。经理未得要领，总是把“好”与“昂贵、珍稀”联系在一起。我见了着急，便说“其实，大白菜炖豆腐练好了就行。”
的确，以山珍海味烹制而成的珍馐佳肴固然味美，用最便宜、最普通的原料烧出的家常便饭也同样可以大饱朵颐。若能将家常菜做得高人一等，令人品出其间的不同，而且百吃不厌，那才是真功夫。回想去年我和妻子赴美访问考察博物馆，四个月中足迹遍及大半个美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款待。每逢饭局，主人难免客气地询问“想吃什么”，我们嘴上说的是“客随主便”，心里却在想：最好是吃家常菜，可惜这儿没有。四个月下来，我们几乎尝遍了渊源于不同国度的各式菜肴，丰盛自不必说，环境与情趣更是难忘，拿我们当时的话来说是“每天都有新感觉”，要说好吃，也都不错，却无一餐留下深刻印象。
另曾记得，一次，香港“敏求精舍”的十几位会员来京参加嘉德首次拍卖，在台湾饭店设宴与大陆朋友聚会。“敏求”作为香港知名收藏家的学术组织而享誉国际，会员不仅对文物有极高的鉴赏力，而且个个属“会吃”人士。当日的宴会丰盛气派，可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太太却私下又专门各点了一碗炸酱面，还悄悄告诉我，她们在家也最爱吃炸酱面，尤其爱吃王世襄先生做出的炸酱面，那味道，绝了!当时恍然大悟，想起曾有香港朋友专程登门恳请王先生亲手烧一瓶炸酱带回家去慢慢享用。更有海外痴情者，得知王先生有一道以大葱为主要原料的绝活儿“海米烧大葱”，说：“吃不到王世襄先生的‘烧葱’死不瞑目!”虽然是玩笑，却是上了美国加州的中文报纸。
说话间，餐桌上端来了宴会中最便宜的一道菜“蒜茸清炒大白菜”。当时正值大白菜上市，大街小巷冬储菜堆成小山，煞是京城一景。此时的白菜最便宜也最新鲜，选用其细嫩部位，以适量油盐、少许酒烹之，火候恰到好处，竟成了宴中的头彩。一大盘吃完，大家意犹未尽，马上又请再炒了一大盘，端将上来，又像风卷残云似的一下子盘空见底，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第二天，敏求会员中，一位收藏清官珐琅彩瓷器的朋友问我能否抽空陪他去街上买两棵大白菜，好带回香港与太太共同享用。他竟对北京的大白菜如此垂青，我满心乐意帮助他遂其心愿。只惜当天活动安排得太紧，未得闲空一起上街。第二天我在回家的路上，选购了两棵成色最好的大白菜，去掉老帮，用报纸包好，送至饭店。他就是左手一棵，右手一棵，抱着两棵北京大白菜，喜滋滋登上了回香港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