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王阳明立志“读书学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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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圣成贤为“人生第一等事”，不但反映了少年王阳明个人的超越理想和聪明睿智，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发展方向，乃是个人和集体汇聚而成的民族文化大生命长期实践的个性化话语表达。

王阳明随祖父赴北京的第二年，在北京从塾师求学的他，一天突然问塾师说“何为人生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当然就是认真读书，然后考科举登第了。”阳明颇不以塾师的回答为然，他以略带疑意的口气告诉塾师：“科举登第恐怕不是第一等事吧，读书学圣贤才应该是第一等事啊！”这件事后来被他父亲知道了，父亲笑着对他说：“你是想做圣贤吗？”这件事显示了少年王阳明志向的不凡，是他生命朝向终极目标迈进的开始，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

今天，如果我们追问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只要观察一下明代士人大多热衷科举，读书不过是谋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沽名钓誉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但也有少数精英振聋发聩，呼吁扭转积重难返的学风，则不难知道答案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科举入仕做官，从此改变自己的布衣寒士身份；再即以为己之学为第一义，立志走成圣成贤之路。前者显然是多数人的选择，后者则非志向豪迈者不能为。

但是，阳明毕竟尚在童稚之年――一位不到十二岁的少年就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则不仅有明一代极为罕见，整个中国历史也屈指可数。而他的父亲“你是想做圣贤”之说，如果视为阳明少年志向的一种解读，也可说是深得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从阳明一生的行履看，倘若认为前贤楷模早在他少年的生命中便已成为无形的引路人，无疑也是与他的心理真实契应吻合的。

人生究竟应该以什么为“第一等事”，每一个人当然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透过选择才能如实彰显存在的本质。按照自我的人生设计充分地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才能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间做出价值取舍上的选择。阳明既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显然就意味他以成圣成贤为终极目标，无论生平际遇会遭受多少艰苦磨难，但一生都会“行走”在实现终极目标的路途上。

以成圣成贤为“人生第一等事”，显然可看成是少年王阳明的豪迈人生宣言。宣言既反映了他的少年志气，也表达了他的终极理想，当然也成为走进他的思想世界的一把诠释钥匙，分析他的理论学说的一条理解线索。值得注意的是，阳明的思想后来传遍大江南北，远播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甚至辐射到了欧美世界，催生了大量解读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学说的论著。其中最可举者，如瑞士著名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长期沉潜浸淫于明代心学思想之中，遂以西方现象学的视域和方法，撰成了上百万字的宏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成圣成贤为“人生第一等事”，不但反映了少年王阳明个人的超越理想和聪明睿智，而且体现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发展方向，乃是个人和集体汇聚而成的民族文化大生命长期实践的个性化话语表达。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就始终强调“成人”（成就人自身）之学的重要，而“成人”之学本质上就是“成德”（成就人的美好德性）之学，不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成圣的过程乃是一个无止境的生命磨试过程，而且个人的善必须通向国家天下的善，人类的文明形态必须成为充满礼义精神的君子型文明形态。如同苏格拉底说“美德就是知识”一样，阳明后来所强调的“致良知”也是一种道德本体之“知”。他们都以“美德”为人的本质规定，开启了一条人应该自觉自醒的上进超越之路。

当然，尽管阳明少年时代便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但一旦踏上这条路仍会遇到各种磨练心智的艰难险阻。有一天，阳明与同学在长安街上步行，恰好遇上了一位算命的相士。相士感到他的相貌非同寻常，便主动为他看相说：“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阳明听到他的话后似也有所感悟，以后便经常一边读书一边静坐凝思。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同时比观阳明生命境界不断发展提升的历程，当然与其说是事前预言式的概括，不如说是事后回顾式的总结，明显具有强化阳明少年立志象征意义叙事学效果的倾向，但也可见“第一等事”实为理解其一生思想价值取向变化发展的一条重要红线。（责任编辑/王远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