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佛教初传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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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对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儒佛道三教的融合，构建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这三教中，只有佛教是外来的文化。一般认为，佛教的传入发生在东汉时代，而佛教的传入主要经由两条路线，即“海路经由锡兰、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陆路是经由中亚细亚及新疆到达中国。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这条路线为东西交通要道，贸易旅游来往很频繁。往返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僧侣走这条陆路的比走海路多。”①《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记载了汉明帝梦见金人，从而派遣使臣从西域迎来佛教的传说，这被认为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而初传的路线就是张骞通西域所打开的丝绸之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从长安、洛阳的中心地带传播到中国的南北各地，从一种胡僧的宗教变成中国人普遍信仰的宗教。

然而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西南和长江流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却动摇了关于佛教传入路线的传统观点。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说：“关于四川佛教，在东晋之前缺乏记载。四川佛像的发现，给佛教史学界提出一个问题：四川的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输入的呢？是从西域经敦煌直接输入的，还是从长安、洛阳输入的？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对此，虽史书无证，但从这些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证明，在三国前，四川已传入佛教。”②上世纪90年代，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的学者对云南、四川和长江流域发现的146例早期佛教造像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这些造像，最早的是云南大理下关北郊发现的东汉熹平（公元172年―178年）纪年墓出土的七件吹箫胡僧俑，最晚的是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墓出土的佛饰魂瓶。李正晓在《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一书的绪论中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说：“总的来说，滇川以汉代造像为多，湖北以三国造像为多，江浙以西晋造像为多，大体沿滇、川、鄂、江、浙的路线由西东渐，西早东晚，西少东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佛教造像先兴于南方，后胜于北方，传播路线是通过天竺道（或蜀-身毒道）进入长江流域，呈喇叭状向东扩散，系由中印度经缅甸、云南进入四川，造像形式源于秣菟罗系统。”③我们知道，造像是佛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造像的传入就表明了佛教的传入。南京博物院和龙谷大学的学者们的研究揭示出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另一条路线：从印度经由缅甸进入中国的云南，而后进入四川和长江流域。而作为滇西交通要冲的大理地区，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

历史上，从中国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到达印度和中亚的“西南丝绸之路”，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从西安出发的北方“丝绸之路”和从东南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后两条丝绸之路，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西南丝绸之路”由于相关文献的贫乏，并不受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正如罗二虎先生所指出的：“这条道路直接沟通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缅甸乃至中亚、地中海地区的古代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和世界古代交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④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这条丝绸之路逐渐为人所重视起来。而佛教正是通过这条“西南丝绸之路”传进中国的。

“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中、缅、印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东印度的阿萨姆邦、比哈尔邦和奥利萨邦、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云南怒江中游施甸、昌宁、梁河、潞西以及四川青衣江流域的芦山、雅安、乐山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与耕作水稻有关系的石斧、石铲等磨制石器。何志国先生指出：“在上述磨制石器中，尤以双肩石器在东印度、缅甸、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有着广泛的分布。”⑤而蔡凤书则认为：“在印度阿萨姆邦有一种与印度型及日本型都有些相似的稻，阿萨姆帮很可能就是稻的原产地。稻就是那儿向西、向东、向南面辐射状广泛传播。其中向东传播的那一支经云南省，沿长江向东流去。”⑥由此可见，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缅印的初民们就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开始了迁徙与交流。

到了西汉时期，西南丝绸之路上已经有了发达的贸易往来。《史记・西南夷传》中说：“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虽然汉武帝打通身毒道的官方行为失败了。但民间通过这条道路的商贸往来一直络绎不绝。田怀清先生说：“如果我们将文献中产海贝的地方、经营海贝的地方、考古发现海贝的地点，用一条线将这些一个点一个点的连接起来，这正好勾画出了蜀――身毒道的路线，即印度――缅甸――永昌（保山）――大理――昆明――成都；而如果将考古发现汉代货币的地点用一条线从成都一直连通腾冲，那么发现汉代货币的地点正好与史书上记载的南夷道、西夷道、博南古道的走向线路完全吻合。”⑦《华阳国志》中说：“（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G越、s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宜五谷，出铜、锡、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 。”⑧永昌郡包括今天的保山和大理，这里是中国西南的边陲之地，但却人口众多，多达六万户。在此居住的，不但有闽濮、鸠獠、s濮等少数民族，还有G越（即缅甸人）和身毒（印度人）。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货物，比如缅甸的黄金、翡翠，可能从西亚经印度而来的光珠（可能就是玻璃珠），产自大理地区煤矿的琥珀和来自汉地的“绵、绢、采帛、文 ”等丝织品。由此可见，汉代的大理实在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都会所在。

佛教经由大理这个各国人民、文化汇聚的都会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也便是理所当然了。1990年11月，大理下关北郊的制药厂在施工中发现了一座东汉熹平年间（公元172年――178年）的砖室墓。在墓中出土了七件吹箫胡僧俑。阮容春先生说：“七件佣出自同一模制，着扁尖顶僧帽，双腿作结跏状，双手握箫管，作吹奏状。扁尖顶帽陶俑在吴地大量流行，且多数与佛像贴塑在一起；而吹箫俑亦大多流布于这批早期佛教造像中。”⑨这些胡僧俑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大理的汉墓中，说明佛教已经传入了大理地区，并且已经对当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七件胡僧俑并不是个案。阮容春指出：“此外如四川彭山江口崖墓交脚人像，云南下关大展屯二号汉墓与保山汉墓出土陶俑均与僧人形象相仿。僧人形象在云南的出现，或多或少反映了佛教文化在此地有所传播。”⑩而此时，在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佛教虽然已经通过北方的丝绸之路传入，但还未出现任何佛教造像。具有最早纪年的敦煌石窟要到近两百年后的公元366年才开始开凿。这也说明了，云南发现的佛教遗迹是另有其传入路径的。

但是，佛教虽然传入了云南地区，但很大程度上只是造像等外在因素对人们产生了影响，佛教的教义和思想尚未占领当时人的心灵。巫鸿先生在解释四川麻濠汉墓墓门上的佛像时说：“前面所引有关于汉代人对佛的理解的文献提示了这一替换的理由――佛作为来自西方世界‘外神’，又有助人不死之力，在汉代人的心目中也就很自然地与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发生了联系。这种观念导致了佛像功能的一次重要转变，在麻濠墓中，这尊圣像不再是公共场合中的参拜对象，而是死者期望死后升仙的个人愿望的象征。这一转变解释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佛像和其他一些佛教画面经常被用来装饰坟墓。”{11}佛教初传入中国的一两百年里，始终被汉族人看作是道家思想和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家的陪衬。直到后来才将自己的思想和教义慢慢灌输到汉族人的意识中。不单汉族人是这样，少数民族也是如此。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如鬼主信仰）。佛教初传入云南，注定不可能在一时间就产生重大影响。但无论如何，佛教借由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佛教初传入大理地区，就为苍山洱海种下了善因。从而慢慢生发出将大理变为妙香佛国的这样一段殊胜的因缘。

注 释：

①镰田茂雄著，郑彭年译，《简明中国佛教史》，华宇出版社，台北，1988年，第1页。

②任继愈编：《中国佛教史》

③[韩]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④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85页。

⑤何志国：《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同志商榷》，《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⑥蔡凤书：《日本考古研究中的几个与中国有关的课题》，《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⑦田怀清：《从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的开发》，《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

⑧《华阳国志・南中志》。

⑨阮容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10}阮容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52-53页。

{11}巫鸿：《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