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将由地方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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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国际金融论坛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中国金融改革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问题。他指出，中国金融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组成。多数人会关心中央作出决心的金融改革，比如大型银行的改革，汇率的改革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改革，却忽视了自下而上的改革。

周小川并在演讲中回顾了中国近年来十个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试点，称中国金改自下而上的改革并不少，只是没有人把这些试点汇总来看到其重要性。他首先提到了上海市谋求国际金融中心的试点；其次是深圳前海先行先试；第三天津滨海新区；第四重庆两江新区；第五是海峡西岸和平潭；第六长株潭“金融同城”；第七新疆对上合组织其他国家开放；第八温州金改；第九福建泉州进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发展试点；第十浙江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这种对于金融改革地方经验的强调，让人不禁联想，中国下一轮金融改革莫非将由地方发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表态也可视为对于市场质疑的回应。在此之前，在温州金改刚刚推出之际，市场不乏批评之声，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行不通。比如吴敬琏老先生，便表示不赞成温州金融改革“突破口”的说法，认为金融改革需要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此推动金融改革深化。他并认为，利率市场化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实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全国各地的资金都涌向温州。在金融改革的方向上，各方似乎出现了一定的分歧。

有分歧，并给予公开讨论，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其实弥足珍贵，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在金融改革到底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议题上，通过梳理各方的观点，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自下而上”的优势在于改革的意愿，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都有创新改革的动力。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时表现得十分明显。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源起于小岗村按手印，搞分产到户，最常见的形式则是“先试点，后推广”，先由地方上探出条路来，再由上级背书，在全国铺展开来。这样的改革屡试不爽。

与之相比，“自上而下”则贵在系统性，尤其对于金融改革而言。金融资源的外溢性很强，又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维度，只有“自上而下”才能水到渠成，反其道而行之往往会遇上瓶颈，难有突破。比如周小川行长重点提到的，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便受制于资本账户开放，卡在了半道上；而在温州金改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温州金改的本质是一场利率市场化改革，但这显然不是温州地方可以做得了主的。因此，从4月至今已半年余，温州金改细则却一直难产，金改最核心的制度创新迟迟未有突破，甚至有偃旗息鼓的可能。

这种对比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在经济改革时屡试不爽的经验，会在推行金融改革时搁浅？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二者之间的约束条件不同。“自下而上”的改革，对于效率和约束不强的宏观系统也许可行，这是在激发系统的自适应，最后系统出现跟随修正。但金融系统不然，这是一个效率很强，约束机制明显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自下而上”只能是先挖窟窿，再起炉灶，在很大程度上是补窟窿倒逼出来的，没有留下太多回转的余地一一体现在改革上，便是“穷则思变”，非得迫不得已了，才想起改革。

毋庸置疑，在金融改革方面，我们既需要动力，也需要系统性安排，二者不可偏废。但现在的情况是，地方上的改革意愿很强，比如前述十个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试点，基席覆盖了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但只有意愿，而无系统性安排，显然是不够的，地方上的改革也容易遇到瓶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对中国的金融改革下一个判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当然都重要，但若说哪个是困扰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目前来看，“自上而下”改革的滞后，恐怕才是中国金融改革亟需突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