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后宫生活与官窑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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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道光皇帝御用的堂名款瓷器，其内涵已远远超出瓷器本身，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它能够反映出已经消失的古代园囿风貌，另一方面它也是清代宫廷史不可或缺的丰富史料，同时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道光皇帝，与道光这个中国封建社会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都具有重要意义。
道光皇帝一生前后共有16个后妃，但他最宠爱的当属13岁进宫封嫔的孝全成皇后。“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卫、一等男颐龄女，后事宣宗，册全嫔、累进全贵妃。道光十一年六月己丑，文宗生。十三年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立为皇后。二十年正月壬寅，崩，年三十三”。史书记她秀外慧中“明慧冠时”，她能在前后十年时间。从一个普通的嫔位，升为统管后宫的皇后，说明道光皇帝对其宠爱有加。在清宫《陈设档》中，屡见道光皇帝赏赐一些珍玩给全贵妃：“道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来喜传旨将中洋铜表赏全贵妃”；道光八年又将“寄所托面宝座床上紫檀木嵌玻璃摺镜一件，旨赏全贵妃”，寄所托位于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
湛静斋是道光十一年，道光皇帝为身怀有孕的全贵妃在御园建造的新寝宫。湛静斋建成后三个月，全贵妃生下其子既后来的咸丰皇帝。湛静斋为两卷式建筑，殿内以兰花、梅花、牡丹、竹作为装饰主题，如前殿明间使用了梅花式隔扇，其它房间使用的是兰花、牡丹花式隔扇，寝宫的床罩也以兰花装饰，且在隔扇、墙面及床罩上贴了许多道光皇帝御笔的“各色纸笺字横披、字披、红绢的福禄寿喜和臣工们白绢字画”。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日，道光皇帝还传旨：做“吉安”、“出门见喜”两块玉壁子，置于其殿前廊明间的帘架上和前殿迎门处。“湛静斋”三字匾额是由道光皇帝亲笔御书，并明确规定了其质地、颜色：道光十年“六月二十日员外郎贻兴来说懋勤殿太监张进忠交，御笔本文一件，“湛静斋”传旨做黑漆金字匾一面，高二尺宽六尺一寸，得时随托钉挺钩安挂，钦此。
道光十三年在全贵妃晋封为皇贵妃之前，道光皇帝传旨专门为湛静斋烧造黄釉渣斗、盅及里外皆黄的碗：“八月十九日主事那隆阿太监张得兴来说：太监沈魁交金鱼z草瓷穸斗样一件，外黄里白暗龙黄瓷盅样一件，青花白地瓷碗样一件。传旨瓷穸斗一件，着照此样要黄瓷里白烧造六十件，内慎德堂制款三十件，湛静斋制款三十件，俱要楷书字。暗龙黄瓷盅一件，着照此样烧造四十件，要湛静斋制款，俱要楷书。青花白地碗一件，着照此样要里外俱黄色，烧造四十件湛静斋制款，俱要楷书钦此”。《大清会典》对皇后、皇贵妃及贵妃使用瓷器的品种、色彩有严格规定：其中“皇后：黄瓷盘二百二十、各色瓷盘八十、黄瓷碟四十、各色瓷碟五十、黄瓷碗百、各色瓷碗五十、黄瓷锺三百、各色瓷钟七十、各色瓷杯百：皇贵妃：白里黄瓷盘四、各色瓷盘四十、白里黄瓷碟四、各色瓷碟十五、白里黄瓷碗四、各色瓷碗五十、白里黄瓷钟二、各色瓷钟二十、各色瓷杯百、瓷缸二”。按此规定全贵妃当时即使是按皇贵妃使用瓷器的规定，也只能使用里白外黄的黄釉器，但道光皇帝却为她烧造了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才能使用的里外皆黄的黄釉器，足以说明全贵妃当时在后宫中地位之高。
恭俭惟德的执政理念
与道光皇帝有关的堂名．如“慎德堂”、“慎静斋”、“湛静斋”、“澹怀室”、“养正书屋”等，一方面反映了其作为皇子从“蒙以养正”到登基成大统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也深刻表明其“恭俭惟德”、“慎惰思永”、“澹静念无违”的执政理念。道光皇帝是在十分良好的宫廷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在封建伦理思想的教育下，按照宫中旧制，饮食起居习文演武，从小就养成了淡泊平静的心怀。“宣宗皇帝，讳曼宁，仁宗次子，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寅时生于大内撷芳殿中所”；“生有圣德，神智内足，天表挺奇，宸仪协度，颀身隆准，玉理珠衡”；“幼好学．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c朝夕讲论”。道光四年(1824年)刊印的《养正书屋诗文全集》，收录了其做皇子时的诗文两千九百二十六篇，从中也不难看出曼宁少年得志。嘉庆“四年四月戊戌，仁宗遵建储家法，亲书上名，缄藏锦匣”，18岁的曼宁被立为皇太子，从此嘉庆皇帝对其愈加爱护，给予了诸多特殊待遇。直至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即正尊位”。
道光皇帝年近四十岁时才继位，步入中年的他对于当时社会经济衰退、王朝政权削弱，及吏治腐败已有所察觉，因此继位后力图振兴大清王朝。他“勤于政事，披览章奏，常至夜分”，为改变当时的经济状况，道光皇帝提出“澄源节流，搏节糜费”的主张，对于皇室的一切费用，提倡以“节俭为要”。这些执政理念在其陆续发表的三篇文章中进行过全面阐述：道光元年(1821)－月颁《声色货利论》，从“声色”“货利”两个方面，引经据典倡导节俭；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二十八日在其圆明园的寝宫“慎德堂”建成之际，发表了《慎德堂记》，文中将节俭与修身图治联系起来，进一步表达了“恭俭惟德”的执政方；道光十七年(1837)圆明园内九洲清晏中三大殿因火灾烧毁，重修建成，七月十七日道光皇帝写《重修圆明园三殿成御制记》，对其节俭观有了新的表述，把“俭”发展到“勤”，认为只有做到勤俭，才能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这其中也涉及到“宫廷应力戒浮华”，道光皇帝不仅将节俭做为施政纲领，且身体力行，“道光元年正月癸丑，御太和殿受朝，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道光元年奉旨，自明年十一月起，皇太后宫及养心殿皇后宫，照旧陈设鲜花，其余各宫殿悉行裁撤”，“道光四年春正月壬申，命停木兰秋猎”等等，这些记载在史料中不胜枚举。在道光皇帝的这种执政理念下，“慎”、“静”、“湛”、“澹”、“德”几字成为“明其志抒其怀”的堂名，就在情理之中了。但由于社会的原因，大清王朝的衰落已成历史必然，道光皇帝所采取的种种施政措施，都未能收到很好效果，最终带着宏图破灭的遗憾，只能撒手而去。
风雨飘摇的道光社会
道光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禁烟运动及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社会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土地急速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拉大。又由于当时社会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水灾、旱灾、蝗灾、震灾、风灾、霜灾、雹灾、瘟疫交替发生，灾害不仅频繁且受灾面积极大，东起沿海诸省，西达新疆等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均有灾害出现，如道光十二年(1832)，北方地区“入夏以来，经月不雨”，而江南地区则遭受洪水之灾。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朝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进行治理，尤以治理黄河的费用最大，每年约“需银三百万两”，“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余万两”。灾难减少了道光朝的税收，加重了财政困难。出现了“入少出多”的局面。为扭转经济拮据的状况，朝廷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措施。在此大背景下，景德镇御窑厂的生产规模大大缩小也就成为必然。据《清档》记载，虽然此时官窑仍在烧造．所需费用也同于前朝，但实际花费已大大减少。
(苓文作者就职于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