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伪沟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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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伪沟通”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方兴未艾。据统计，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严肃性的电视谈话节目到娱乐性的电视谈话节目已有179个。①面对遍地开花的电视谈话节目，一些传媒研究者敏锐地观察到其中存在的阻碍谈话节目进一步成熟发展的现象：

“在‘实话实说’中，存在很多嘉宾和观众不敢讲真话的现象。”“类似因重重顾虑而不敢讲真话的现象在‘实话实说’中还有很多。而这直接影响到沟通的真实性和有效性。”②“有的嘉宾言语呆板，甚至操一口难懂的方言，有的嘉宾在镜头前讲套话、打官腔，有的嘉宾夸夸其谈，这些都成为交流的障碍。”“观众因种种顾虑而不敢说真话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谈话的真实和有效受到影响。”③

确实，电视谈话节目中谈话的真实和有效令人置疑，即便是谈话节目的典范《实话实说》也不能幸免。这样的沟通只能称之“伪沟通”。所谓“伪沟通”即是无效的沟通。作此解释的依据是哈贝马斯曾提出，任何一项成功（有效）的沟通行为需满足四项要求：言辞意义是可理解的，言辞内容是真实的，言辞行动是正当得体的，言辞者的意向是真诚的。④考察目前的谈话节目，可以发现，现场观众或嘉宾的谈话有时是言不由衷的，谈话者的真诚无从谈起；有的谈话者的言辞甚至不可理解（如方言太重或言辞过于专业、晦涩难懂）。这样的沟通只能是虚假的、无效的沟通。

平等交流是理想的沟通情境

为什么在谈话节目中会出现伪沟通现象呢？现有论述多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角度作简单剖析。而我以为，谈话节目中平等交流未能充分实现，是导致伪沟通现象的深层原因。

在阐述展开之前，首先解释一下何为“平等交流”。平等交流就是排除社会的、个体的差异的交流。不论社会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能有均等的机会自由进入谈话场这一公共领域畅所欲言，在无拘无束中真诚地表达真实的想法，进而产生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乃至不可预见的冲突。这一切都构成了谈话节目中比画面更具魅力的质素。如果说，“交流是谈话节目的本质”⑤，那么，平等交流则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灵魂。没有平等交流，谈话节目就失去了特有的魅力，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然而，平等交流的真正实现只是一种理想的沟通情境。因为，平等交流的真正实现“必须在免于压迫性的社会力量介入的情境之下，所有参与传播者都能有相同的机会，自主地选择及使用言辞行动，相互质疑言辞内容的真实性或合理性的有效声称”⑥。按照这个参照系，考察实践层面的电视谈话节目，我们可以发现谈话场中有诸多因素妨碍着平等交流的充分实现，导致伪沟通。

导致伪沟通的因素

一、从预设的游戏规则看

任何活动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谈话节目也不例外。游戏规则规定了谈话场中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赋予了主持人优势话语权：他有权分配发言权和发言的时间，他有权打断他人的话，转换话题，把握谈话的方向、节奏。由于主持人优势话语权的存在，使得他人无法真正的畅所欲言。此外，主持人在有意无意间通过语调、手势等非语言因素强化着角色地位，有时是呼应言语的，有时却和言语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主持人在貌似平等交流的情况下，掌控着话语权。因此，尽管成熟的主持人在场上表现很低调，几乎让人意识不到主持人话语霸权的存在，但角色定位决定了他的话语权仍是优于他人的。作为媒介代言人的主持人，他们必须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节目文本叙事结构，把握造悬念、起冲突的火候。这种谈话节目的情节化、程式化，必然影响谈话者发言机会的均等和谈话者的畅所欲言。

同时预设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相同的机会参与到谈话节目中来，获得在公共空间发言的机会。只有那些拥有相对来说较为稀缺资源的人才可能入场，如《对话》的嘉宾和现场观众都是通过专业的广告公司去联系的。嘉宾是某一方面专家、权威或名流，而观众也对某一方面很熟悉，提出的问题有深度。因此平等交流的充分实现有待于游戏规则的改进。

二、从参与谈话的现场嘉宾、观众来看

当他们一进入谈话场，就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游戏规则行事。特别是有些人在其他场合（如科学、学术领域）尚未被认可时，他们更期望借助媒介的强大力量使自己已有的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发生转换或是增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说什么可以把观众逗乐。他们主动放弃了平等对话的机会，放弃了相互质疑的权利，和媒介“合谋”，使得固有的游戏规则得以继续，使得不平等的交流得以进行。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当真实、真诚的表述会导致场中嘉宾、观众已有的资本受损，也会影响他们在这个公共空间谈话的真诚和真实，导致主动放弃平等交流的权利。

游戏规则是必要的，问题是预设的游戏规则是否利于平等交流的充分实现。不久前的“谭盾事件”出人意料地打破了原来的游戏规则，他的拂袖而去是对话语霸权的反抗。人们由此看到了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契机。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国际双行线》意外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先驱，甚至使得它具备了被载入电视史册的可能。”⑦

谈话节目是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传播。表面上看来，谈话场中主持人是和现场嘉宾、观众互为主体，交互主体性的实现，有助于交流双方在信息共享下达到相互认同、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么做“无非是利用面对面交流的幻象，制造一种平等、亲切的传播氛围，看似对受众的一种尊重，其实还是利用人际传播的优势来加强大众传播的效果，并没能改变受众被动支配的地位”。⑧因此，是否可以说，谈话节目是隐蔽性很强的不平等交流。

实现有效沟通的途径――可视电话网络化

一部传播史，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传播活动也在不断进步的历史。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有效沟通的实现有了技术平台的支持。

现有的技术已使电信、有线电视、广播、计算机业汇流到一起，产生了宽带通信系统（broadb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它集声音、图像、数据于一体，并有按需存储和交互功能。可视电话的普及和互动电视等技术的应用使我们看到了平等交流充分实现的希望。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整合后的媒介：可视电话网络。可视电话的出现使不同空间的即时对话成为可能；可视电话网络化，使得“在一些谈话类和娱乐类的节目中，谈话和游戏是不会被中断的，用户可随时进场和退席”，他们“以自己的形象和声音，‘现场’发表意见”。⑨人人都可以在谈话场这个公共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未来的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嘉宾、观众的界限模糊了，甚至完全消失。主持人将不以电视媒介的代言人面目出现，主持人将在受众中产生，固有的游戏规则不会赋予他们优势话语权。谈话节目中的主持人、参与者将充分实现主体间的平等交流，达到有效沟通。

然而，需注意的是，这种有效沟通又是以谈话者拥有技术平台和操作技能为先决条件的。平等交流的真正实现、完全有效的沟通也许还有待时日。

注释：

①何树春：《一切都是对话（上）》，《新周刊》2001年5月15日

②黄爱萍：《“实话实说”能否超越自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8期

③赖黎捷：《谈话节目：发展中的遗憾与不足》，《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1期

④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第212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⑤周星：《新世纪中国谈话节目的现状和走向分析》，《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1期

⑥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第214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这里参考了哈贝马斯关于“理想的言辞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描述。

⑦李宏宇：《脱口秀挑战观众承受力》，《南方周末》2001年12月6日

⑧刘仁圣：《交互主体性的回归――网络虚拟空间的人际传播》第273页，《全国第7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

⑨腾宇、孙峰：《“对话”的灵光》，《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