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范文大全 > 正文

康有为的帖学观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康有为的帖学观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本文对康有为的帖学观进行了研究探讨,认为南海先生并非是一味的否定帖学,他对宋、元、明人的帖学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所力贬的则是“国朝”即清人的帖学。在抑帖的同时,康有为又看到了帖学之于行草书的重要意义。在康氏的晚年,他对帖学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又回到了“以帖为尚”的主张。

关键词:帖;帖学;帖学观

中图分类号:J292 2-3

文献标识码:A

康有为是碑派书法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中坚,其碑学思想影响至深,人们对康氏碑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全面而深入。那么康有为对帖学的看法是怎样的,其“抑碑扬帖”的主张是否‘以贯之?我们对康氏的帖学观进行探究,必将有益于康有为书学思想的全面观照,同时对帖学的正确认识和研究也定会有所裨益。

康有为的帖学观集中体现在《广艺舟双楫》中。“帖学”这一概念,是由康氏首次提出的。关于帖,早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就己作出了解释:“帖,帛书署也”。明代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对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许慎和阮元是从书写的材质“卷帛”、“缣纸”上对帖予以界定,阮元还特别强调了《阁帖》所用的材质虽然不同,但因其内容的特殊而归属帖的范畴。许慎、阮元对帖的界定非常明确。而康有为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帖进行定义,他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康氏是以书写者――晋人作为界定帖的标准。在《广艺舟双楫・行草》中,通过康氏所论诸帖,可以看作是对此定义的注脚:“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佳本难得,然赖此见晋人风格,慰情聊胜无也。续《阁帖》之绪者有潘师旦之《绛帖》,虽以肉胜,而气体有余。蔡京《大观帖》、刘焘《太清楼帖》、曹士冕《星凤楼帖》,以及《戏鸿》、《快雪》、《停云》、《余清》,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一观,择其著者师之。惟国朝《玉虹鉴真》虽出张得天之于,而笔锋毫发皆见,致可临学。吾粤诸帖以叶氏《风满楼帖》为佳,过于吴氏筠清馆也。吴荷屋中丞专精帖学,冠冕海内,著有《镜帖》一书,皆论帖本,吾恨未尝见之。海内好事,必有见者,倘有以引中之邪。”在这里,通过康有为所提诸帖,我们对他所定义的帖范围也就更加明确。虽然康氏对帖的界定有其自身的局限,但这种提法可谓直接简明,问时也可以看出康氏对晋人书法的推崇。在明确帖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帖学”的概念:“宋、元、明之为,帖学宜也。”康氏把宋、元、明等后人对晋人书法――一帖的学习看作为帖学,“帖学”这一概念也是在此首次出现。

在康有为看来,对晋人书法的学习即帖学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宋、元、明人的帖学,一种是国朝也就是清人的帖学。对此两种帖学,康氏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他肯定宋、元、明人的帖学,而坚决否定清人的帖学。康有为持此观点,有其足够的理由。他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沦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木。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C,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古者绝不见工。物及必反,天理固然”。显而易见,康氏之所以对宋、元、明人的帖学与清人的帖学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完全是因为两种帖学所学晋人之不同的结果。宋、元、明人还能看到晋人的墨迹,他们学习晋人书法还能得到其意气精神,也就是说宋、元、明人还能够“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值得肯定。而清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所见则是经过多次翻刻而面目全非的晋人书法,对此进行学习只能是“取法乎中”,甚至是“取法乎下”,那么清人学帖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正是康有为力贬“国朝”帖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人墨迹至唐代已多有散佚,唐人对晋人墨迹又进行了大量的集刻临摹:到了宋明两代,晋人墨迹渐渐湮没,其真迹已极为罕见,所见晋人书法多为唐人集刻临摹之作,至此宋人刻帖之风大盛,而其所刻原本也多非晋人原迹。关于晋人书法在宋代已极为罕见,通过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的概述中所谈米芾以死要挟得晋帖之事,即可见一斑:“米芾38岁时在李玮家见到晋贤十四帖,欲易不能,只得归来追想摹拟几个字形,聊以。直到51岁他才从蔡京那儿用投水要挟的不光彩手段弄到十四帖中最使其心折的谢安《八月五日帖》。另如他为了与宗室仲爰争取工羲之《王略帖》,不惜花费15万钱。”由此曹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些都说明宋代书法要取得一丝进展,书家们付出的精力和物力比前代不知要多加几倍。宋代书家们大多以唐人为梯航,一则是因唐为近代,书迹还较易寓日,二则便足晋帖已成奇货的缘故。”宋代尚且如此,那么到了明代也就可想而知了。至清代,由于清人所见所学多为宋明屡经翻刻的晋帖,加之在明代“馆阁体”的影响下,清代又出现了“台阁体”,至此,清代帖学已走向了末路。康有为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决的“扬碑抑帖”,但这是不得以而为之,他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无奈的心情:“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 “碑”虽然是刻在石头之上,但其意气精神却与时代与书写者相去不远,较之围朝屡经翻刻的晋帖要易得古人之精神面貌,这是康氏的主要出发点之一。他谈到尊碑的五点理由时,第‘点就是:“笔面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相较而言,帖的“精神流露” 则要去之甚远。康有为虽然反对国朝的帖学,但他对帖学之祖――晋人书法却是非常推崇的。我们通过他对晋人书法的评价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书以晋人为最工,盖资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可以说这是康氏对晋人书法的最高评价。对代表晋人书法的二王,康有为更是多次流露出尊崇之情:“……至二工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右军自言……是其所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应该说,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是最好的,那么以晋人书法为祖的帖学也应是最值得提倡的,但是“国朝”之帖学与理想中的帖学相去甚远,其所学所本已非晋人书法的精神实质,因此只能是越学越差,帖学不可取,只得走碑学之路。

康有为在大力倡碑而贬抑国朝帖学之时,他又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由于碑学盛行,帖学渐废,因此而导致了行草书的衰落,本朝人不会写行草书,甚至是当时的名家所写的行草书也达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他说:“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火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由此,康氏强调了帖学之于行草书的重要意义。

康氏在《广艺舟双楫》中专辟《行草》一节,这既 是对行草书的论述,也是对帖学的集中论述,更是对帖学价值的重新审视。康有为很清楚,要想繁荣行草书,必须以帖学为尚。

碑多以楷书为主,但也有以行书入碑的作品,康氏提到了这一点,他说:“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若唐碑则怀仁所集之《圣教序》,不复论。外此可学,尤有三碑:李北海之《云麾将军》,寓奇变于规矩之中;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令狐夫人墓志》,使转顿挫,毫芒皆见,可为学行书石本佳碑,以笔法有入处也。”但康氏明白,要写好行草书,只有这几个以行书入碑的作品足远远不够的,即使是在帖屡翻失真的情况下,要学行草书,也要以帖学为丰,他说:“夫所为轩碑者,为其古人笔法犹可考见,胜帖之屡翻失真耳。然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书体既成,欲为行书博其态,则学《阁帖》,次及宋人书,以山谷为最佳,力肆而态足也。”从宋王著刻《淳化阁帖》开始,翻刻、仿刻、摹刻之风在宋、元、明等朝兴起,但在历代刻帖中,所收法书绝大多数为行草,少有楷书,而篆隶则几乎没有。与此相反的是,历代刻石则多为篆隶楷书而绝少行书。帖与砷恰恰构成了互补。也是存这一历史事实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学行草书当以帖学为尚的看法。

在力尊碑学,大贬国朝帖学的背景下,康氏持此说法,这既是对当时“国人”不善行草书和碑刻绝少行草书这一客观事实的正视,也是对帖学之于行草书的确有着重要意义的肯定,在“抑帖尊碑”的大前提下,实为难能可贵。

康有为以碑体行书名世,他的行书雄强苍劲、开张恢弘、纵横奇宕,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张力,他的书法有碑的东西,仉我们又可以看到他对帖的取法。康有为的学书历程,刘恒先生谈到:“据康有为自述,他早年学书从《乐毅论》、欧阳询《九成宫》入门,……又对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欧阳询《虞恭公碑》、柳公权《玄秘塔碑》及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等唐碑下过功大。然其所习既为唐楷,又身处僻地见闻不广,敞只能学成‘干禄体’。现存其小楷应殿试试卷点画工整洁净,结字匀称平和,可见其功力基础。同时又取孙过庭《书谱》、《淳化阁帖》和宋、明翻刻锺繇诸帖广为临习,但也只能堕入宋人窠臼或为明人奴隶而已。其间虽曾有人劝他弃帖学碑,因其在观念上尚沉溺旧说,亦未能接受。后因学写篆书的需要,才开始留意搜集碑刻拓本。”其实,就在康有为大谈其碑学理论时,其书法创作仍停留在帖学阶段。康氏真正将其碑学理论与其书法实践相结合,是在之后,他在国外流亡之时。康有为“扬碑抑帖”有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他自己也说是“有所为而发”。其尚碑思想的偏激之处,也已被人们所共知。就连他自己在晚年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着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这是康氏在临终前对帖学的重新审视,应该说也是其肺腑之言。

康有为以晋人的书法为终极;他肯定朱、元、明人的帖学,而力贬“国朝”的帖学;在抑帖之时,他还清楚的看到帖学之于行草书的重要意义;在其晚年他对帖学进行了重新审视,又回到了“以帖为尚” 的主张。这些内容构成了康有为的帖学观。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