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蒋经国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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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作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地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人均所得从482美元增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增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地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党外人士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举例来说，因为军中待遇不高，早期坚持提早退伍、自谋生活者，只能领取一次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后来很多不是经商失败，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不好还得政府补助。于是有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除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我衔经国先生之命，半夜十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并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宫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的调子。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