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已成国家经济政治战略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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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又现热潮，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的焦点，是国有企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是否要按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将我们剩下的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

主张全部私有化的意见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和有效竞争的前提，私有企业效率优于公有制企业。80年代在国企改革的多方探索中，当时理论界也基本形成共识，即在现有国有经济体制的框框内，通过对国企放权和各种激励措施，让企业转为能够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是困难的。产权改革遂成为国企改革政策的基点。

反对国企全面私有化的意见，论证的出发点大体分两类。一种论证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原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出发，指出国企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和在分配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种论证则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经济在保持经济结构的稳定、推进自主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一战略任务中的关键作用。

国有经济已经退够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3/4以上已经退出，或是破产清盘，或改为各类民营私营企业。现存国企的规模与布局已大体合理。

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2008年，全部第二、第三产业中，按总资产算，国有经济占30.5%，全部公有制（国有和集体）经济占35%；各类民营企业（股份制加私营）占54.7%，三资（港澳台加外资）占10.4%。

至于GDP总量的构成，有经济学家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测算，公有制比重占21.7%，私有制经济占78.3%。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各类民营、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大体是29：44：27的关系。

从动态的角度看，工业各项指标，从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增速最低，在全部产值中的比重逐年降低；私营企业增长迅猛，12年内产值增长100倍，三资企业增长10倍，均远远高于国企的增速。

在工业中，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大体实现了党和国家所要求的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重要矿山、能源、电力、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以及重大装备和交通设备制造等行业。在轻工纺织等领域，国企已基本退出，在电子通讯、仪器仪表等高技术部门实际上由外资占主导，在其他制造业部门，是国有、民营、外资三种成分竞争的局面。

关于国企垄断问题。所谓垄断行业，一种是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铁路、电网、电信网等，基本都是公益性质的，油气开采等重要能源行业带有战略性质。这几类行业由国有经济占控制和主导地位，当然优于让私有企业控制。有些行业如有超额利润，国家也容易通过分配政策进行调节。

还有不少国有企业，分布在带有战略性质的竞争性行业，这主要指装备制造和电子通讯行业。如重大装备制造（冶金、化工、工程、交通、电子元器件加工设备），以及与之配套的材料、零部件、电子产品等。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保持本国企业的优势地位，特别是现有的骨干国企的领导地位，对综合国力的保持和提高，意义重大。因为现有产业结构是历史的产物，它的演进和强化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随意中断。

“私有化”将毁掉发展方式转变

主张国企无条件私有化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只有私人经济才具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创新效率，即具有高于国企的“后劲”，低效的国企将成为未来持续发展的障碍。这一论断是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的。

首先要明确一点，虽然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已达到5000美元，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工业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的竞争力。技术能力的进步、以及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并为市场接受，需要具备系统的能力，是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成长过程。我国企业的成长，还没有达到像西方巨型跨国公司那样，从基础的技术研发一直到新产品营销的系统能力。以为只要企业私有化了，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就可以一步登天，达到西方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是不现实的。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对外开放尽管带来很多好处，但也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即在强调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忽视了对技术的自主学习消化。长期满足于“拿来主义”，养成对外来技术的依赖，压抑了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所谓“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首先就是要在面临外部强势竞争的条件下，克服困难，通过消化学习和自主创新，支撑产业升级。同时需要有政府的推动、市场竞争的合力，组织“官产学研用合作、金融财政支持”技术攻关以及成果产业化。上述各基础、战略性行业和领域的骨干国有企业，就是国家贯彻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主要平台。

特别是在一些综合性高、需要多方力量合作的项目上（例如重大装备的国产化），骨干国企的作用更不可少。我们看到近几年北京地铁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以沈阳上海两家工程机械国企为主体，自主研发掘进盾构机，实现了进口替代，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又比如，90年代我国数控机床市场的80%以上被进口机床垄断，高级机床被禁止进口。为尽快攻克数控技术，由政府定点支持、社会上各类企业及高新、研究所一起上，几大国有机床厂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实现技术上台阶，机床行业的大部分实现了进口替代，企业效益转好。其中沈阳、大连两大国有控股机床集团跻身世界10大机床集团之列。

我国已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水平，下一步如何持续增长？很明显不可能再吃“人口红利”，即主要依靠低工资优势的加工出口，而必须提高技术竞争能力，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和环节延伸、攀登。

从国际经验看，技术追赶型国家要登上这个台阶，日本韩国是突出的成功案例。他们都是靠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支持大型骨干企业作为技术与产业升级的主体而实现产业升级的。有人说，贯彻产业政策和保留国企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目前在工业各行业所能依托的主力，还是大型国有企业。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在此我提出一个理论假设：技术追赶国家的产业升级，如没有政府有限的保护支持，就无法起步。政府保护支持又不能过分，否则企业也变懒。待本国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就必须放手，让它正面参与国际竞争。

有人说，日本韩国政府与大企业关系密切，结果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很大问题。事实证明政府支持企业的效果不好。但是，毕竟这两个国家在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发展机制下，跨上了人均10000美元的台阶。政府的作用，应该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

所以，我们国企的改革，必须在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框架内，仔细研判各有关行业的实际情况，竞争力发展的潜力，来决定政策或布局。

强大国企是经济独立主要支柱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技术追赶型经济，骨干国企的作用，不仅是作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主体，更是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应对跨国公司的强势竞争的中坚力量。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优势。

我们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在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或产业环节，目前在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组织管理等方面，还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在不少合资企业，外方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进口、产品营销渠道等方面优势，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跨国公司在不少领域挤占我国市场、通过企业并购手段实现了对部分产业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的核心命脉产业，保留国有企业的核心与控制地位，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上所述，重要能源，重大装备、国防军工等领域，为保障国家的控制力，必须由国企占据主导地位。近些年，国企在发展速度、效益指标等方面全面好转，其主要因素，不仅由于宏观形势好转，也是因为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成果，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自主技术进步与产业优化的主体。

从全球范围看，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保有国有企业，它的重要功能就是充当贯彻国家经济政策（包括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的抓手。我们注意到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出于经济自由化的理念，将电力、铁路等基础产业的主要国企、甚至居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都私有化，结果这些企业的控制权都落到外资手中，国家甚至失去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实际上落入了经济附庸化的陷阱。

我们前几年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工程机械的一个龙头国有企业改制，准备转让给某美国公司，引起社会上热烈讨论，中央对此案采取了慎重态度。这一决策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不能片面认为是“利益集团阻碍改革”。

所以，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下，国家坚持对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就是保障经济和国家。其中，由国家直接掌握资产控制权的国企，显然是国家经济控制权的中坚。所以，国家所有、国家控制若干关键领域骨干国企的必要性，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国有企业完全可以搞好

近10年，我国国企总体效益不断改善，令人鼓舞。但一些主流媒体和学者对国企的改革和管理的改善持基本否定的意见，令人不解。

当然，国企可能得到政府较多的照顾（实际上，我国国企在30年改革中，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还承担了巨大的成本），特别是一些居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容易出现浪费、低效和腐败等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姑息。尽管如此，这都不是取消国企搞全盘私有化的理由。说的直白些，即使有部分不可避免的效率损失，但这也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必要的代价。

另一方面要看到，经过34年的改革，今日的国企已不是当年的国企。原有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早已取消，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都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竞争。绝大多数现存国企已逐步适应了这样的市场环境，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根据2002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报告，工业行业可分为“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两大类。如服装厂的竞争力主要来自迅速调整产品样式的能力，而发电厂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设备的先进程度和企业管理。国际产业界公认，发电领域企业绩效和所有制的关系不大。我国国企目前主要分布在技术驱动性强、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这是和国企管理的特征是大体适应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部分国企当前存在的种种管理不善的问题。但搞好国企的关键，根本在于提高政府和行业的经济管理水平。

简短的结论

国企改革30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对此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承认。

研究我国当前国企的改革问题，不能简单靠逻辑推演，而要从我国的经济现实出发，从国情大背景出发。要正确认识国企在国家经济政治战略中的作用，认识国企对提高总的社会福利，包括提高职工收入、缓解贫富差距等，所起的作用。

研究国企体制的改革问题，不能就体制谈体制，就产权谈产权。我们希望国企能在现有组织框架内不断改善绩效，而不是简单地“私有化”。研究国企体制改革，其必要性、途径、目标等问题，必须和国家经济结构改善、重要领域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目标，以及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环境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考虑。我认为，当前大型骨干国企的主要任务，是理顺资产管理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责权关系，切实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而绝对不是什么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