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还是一个“老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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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的作品引导了一个新的风潮，形成了表达我们民族探索精神的一代画风，他的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一个里程碑是无可争议的。
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阳光下闪耀光芒。
一群犷悍的康巴人，脸带憨厚的微笑，站立在土墙前。
陈旧的地毯上，三位母亲地哺乳着怀中婴儿。虔诚的信男信女正在朝圣。
这几段不成系统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幅幅描绘人民生活的油画简介。当它出现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毕业生画展上时，曾引起中外同行的啧啧赞叹：“这是中国当代真正的艺术珍品！”
这些油画出于当年27岁的上海青年陈丹青之手，他是“”后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批油画系研究生。
一组油画的语言
题材并不是陈丹青的专利，但陈丹青的《组画》却将题材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他笔下的藏民不再是载歌载舞的宣传符号，而是一种深沉、厚重的文化的载体，加之陈丹青所尝试的一种相当纯正的油画语言，他打破了在人们头脑中成为定势的苏联式的绘画格局。
组画中那幅《康巴汉子》里有5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男子汉。他们紧紧聚在一起，形成的力量似乎就要撑破画框，完全不同于80年代以前人们在其它画面和舞台上司空见惯的载歌载舞、敬献哈达的藏民。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朱乃正说：“在这些真实的艺术形象面前，你不禁会问：‘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甚至使你进一步思考一个人和民族的命运。”
在那个时代，中国确实还没人画这些东西。
不过，所有有关《组画》的口碑都是陈丹青本人没有料到的。当年画画的时候，陈丹青根本不懂，前一次进藏，他当成是“苏联”，后一次进藏，他干脆当成是“法国”了。而当时所有认同组画的人，其实认同的既是，又是假想的欧洲绘画。影响需要衔接，给了陈丹青衔接的可能。“直到18年后回国我才知道《组画》影响这么久，”他曾经对媒体这样说，“居然至今还是谈资，我有点惊讶。”
成为“资深盲流画家”
陈丹青曾在赣南和苏北当了8年知青，在乡办企业画过几百个骨灰盒。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的作品，绘画材料费统统报销。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的知青一样，盼望回城。“你不说假话，你连画画的资格都没有，你画着虚假的主题，你的处境却是真实的。”陈丹青解释道，“中国人的言行向来难分真假，‘’一代的言行则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
“我们谁都是体制的合作者，当年一心想要进入体制。”29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报考“”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后，他终于成为准官方画家。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纽约，一去18年，成为“资深盲流画家”。“知青、盲流、个体，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在体制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担当自己的选择。”陈丹青说。这一长期经历“重新塑造”了他现在的个性。
2000年，陈丹青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回国任教，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在这样的体制下生活5年后，陈丹青终于忍受不了了，于是，他在2005年选择“出走清华”，最终，因手上还有研究生尚未毕业，他不得不与校方又签了两年的合同。但是，他依然坚信：“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从批评教育体制，到剖析他最敬爱的鲁迅的死亡观，陈丹青的观点一向直截、犀利。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一个‘老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