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90分钟足球比赛就像一部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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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1975年生于昆明。17岁开始在《滇池》《青春》《萌芽》《短篇小说》等发表小说。2007年重新展开小说之旅，在《滇池》《边疆文学》《朔方》《山花》等发表作品若干；2012年至今，在《十月》《当代》《小说林》《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文学界》等刊物发表一批中短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海外文摘》等选载。获2008年滇池文学奖，2010年边疆文学・中篇小说大奖，2013年云南省作协百家文学奖。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现任《大家》主编。
梁帅：笔名梁坏坏。1979年出生，著有长篇小说《补丁》、中篇短篇小说《水漫蓝桥》《白日梦》《马戏团的秘密》等。现居哈尔滨。
梁帅：17岁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可以说是早慧的少年，那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在同学和朋友中是不是让人觉得另类？
陈鹏：那时候刚上高三。其实没多少感觉。我十四五岁就在当地的《春城晚报》《云南日报》副刊发小散文了，稿费都请了哥们儿喝酒。当年就是喜欢文学，就是喜欢被文字感动。每一期《小说月报》我都买，开始接触一批西方经典，从《神曲》到《老人与海》，从巴尔扎克到左拉。文学确实能为你打开一扇神奇的窗口……早慧谈不上，我其实挺笨的，因为踢球的关系，我的成绩在班上很一般，但语文、历史很出色。高中时代有点另类吧，专注自己的内心，埋头写些小东西，然后发表，拿稿费。你知道，足球队的球员在班里都很牛，我已经先天获得了某种认可和关注，然后，写作让我越来越内向了，也与同学们渐渐拉开距离，这种感觉真的挺好。那时候你还不能确定将来要干吗，写作，还是踢球。但我的确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既运动，又文学，挺好玩的。足球和写作给了我很多很多。
梁帅：听说你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喜欢足球应该比喜欢写小说要早吧，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打篮球，最好的时候打到大学的系队，不能和你的专业足球对比，只不过我想和你探讨一下，体育运动这种爱好对文学写作的影响？
陈鹏：准确说是半专业。半天上课，半天训练。我所在的昆明第一中学是足球网点学校，我们那支球队打遍云南无敌手，最佳战绩全国第三，每年肩负出省打全国比赛的重任，因此学业与训练都很紧张。我10岁开始接受半专业、专业训练，那时候是真爱足球啊，爱得要命！足球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它给你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老天爷不会袒护弱者，你必须决不放弃才有可能获胜，你必须知道艰苦磨练的重要性，你必须懂得团队配合。所以，当你从事写作的时候，你会更加认真，比别的人可能更认真，更刻苦。足球其实远比写作残酷――你状态不好是没法上场的，写作不一样，很多人，状态很糟或根本没了状态依然混得很好，没人叫他们滚下去。
另外，足球训练和比赛培养的专注对写作真的太有用了，会让你目标明确，然后竭尽全力。其实90分钟比赛就像一部短篇小说，你不能犯错或必须极少犯错，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对待，和每一个字较劲。我必须感谢足球，如今我仍然每周踢球，我们有一支球队，大家一块踢了十多年了。它让你快乐而坚定。锻炼好身体，也有利于写作。
梁帅：后来你到了新华社，很巧，我也有过在新华社工作的一段经历，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作为记者，看到的可能比普通人更多。很多人也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实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但我有觉得新闻中现实，代替不了小说中的现实，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陈鹏：新闻和小说完全两回事。我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的大量采写锻炼了我的思维与速度，也开拓了眼界，积累了认知，这挺好，对文学显然是一种滋养和帮助而不是相反。但你无法从新闻中得到你想要的文学。新闻就是新闻，不是文学。文学开始于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于新闻事件中的人，但在新闻中，你只会认知一个简单的事件（小故事），它其实与“人”无关。这些碎片化的新闻构成的现实看上去是挺精彩，让你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你会发现，众多耸动的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是以背离人的存在常规而赢得眼球的，这种“背离”，并非生活常态，更不是我们真实的现实。真实的现实是，我们活着，怎么活的，为什么那么多琐碎的无奈和隐秘的伤痛……小说，就是要探寻这些深处的秘密，因此小说永远比新闻和现实精彩。绝对的。因为小说触及人的灵魂，触及到我们根本的“存在”，新闻演绎的现实却远远偏离了“存在”，它供人娱乐，供人消费，并不提供关于人的那些永恒的挣扎和煎熬的内心样本。它像电熨斗一般将现实熨平了，像彩色玻璃纸一样张贴出来，供人参观。
再往深处说，小说自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和语言现实，这些隐秘的靠技艺与观念搭建的世界其实跟现实世界也不搭界。小说就是小说，不是真实世界，甚至不是现实。只有一个个人和非人，一片片从意念到细节的语言的疆土。
梁帅：都知道你现在到了《大家》杂志社，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记者工作。看来你有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啊，可不可以说下你的文学理想？
陈鹏：好好写，认真写，写出向经典致敬的作品，构筑属于自己的小说王国。
梁帅：过去一段时间，有些人提倡写作要贴，和生活贴得很近，或者叫贴着地皮写作。但我通过阅读你的作品，发现你似乎在有意让你的小说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有时候还要挣脱一下，让它“飞”起来。
陈鹏：所以我一直觉得，想象力才是区别一个好作家与坏作家的根本标志。你必须超越生活的泥淖，必须抵达生活的人性的可能性而不是盯着你眼皮底下那点茶米油盐。
梁帅：你对写作伦理怎么看，比如，你写的是一个母亲，却没有传统意义上母亲那么慈爱的形象，而是一个充满污秽的、十分不堪的……然后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道德，呵呵……这样在道德上谴责你的写作，你会不会纠结这样的问题？
陈鹏：不会。没有这些顾虑。在我看，没什么写作伦理，只有写作道理――你是否写出了深刻的复杂的“人”，是否表达了生活之混沌和不可捉摸，是否向读者指出了不太一样的生活的背面――伦理不是作家要考虑的，但世界观是必须具备的。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将决定你写出什么样的作品。道德与否，尽在其中。不道德的东西难道不可能成为好的文学？也不见得，比如法国人让・热内。道德洁癖也不见得写出什么大作品，或者说，有道德洁癖的家伙能当个作家吗？至少我没听说过。托尔斯泰？别逗了，他故意摆摆姿态。
梁帅：准确，似乎有人说过，准确是小说家写作的道德，我们有可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写出来，却有可能成为别人去那个地方的游览指南，这是一种准确，我更想看到另外一种准确，比如人物的心理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大学生的内心纠结……诸如此类，你怎么看写作中的准确？
陈鹏：准确，是作家的唯一道德，原话应该是契诃夫说的。准确有两层意思：细节的准确，人物的准确。无非如此。一个作家必须准确，因为你在创造一个世界。某种程度上，你就是魔术师嘛，如果你干得荒腔走板，会被观众轰下台的。对作家来说，准确真的是起码的要求，却也是极高的标准。
梁帅：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轻逸”，我的理解这个词和过去文学作品中史诗风格相对而言的，史诗的品格特征是重，轻，也可以在史诗的外形下，表达轻的意义。不知道您如何感受“轻”的重量？
陈鹏：小说有两类，契诃夫式的以及博尔赫斯式的。卡夫卡则是博尔赫斯的先驱。契诃夫重，博尔赫斯轻，卡尔维诺显然是博尔赫斯的家庭成员。所谓重和轻，其实是小说硬币的两面。轻的东西当然也会是最重的，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轻盈，剔透，诡谲，如草地上波动的月光，他把世界调转了一个个儿，他为你打开另一个世界之门，告诉你小说并非现实经验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处理现实经验。从中，你获得的可能远远超过那些正经八百的大部头的“重”的作品。自由驰骋的牛逼的“轻”小说，一定会承载难以想象之重，带给你巨大无边的想象空间。非常可惜，当下中国小说，这类轻却重的小说，讲究想象力的小说实在太少太少了……
梁帅：每个作家都应该是一个读者，我知道你的阅读量非常大，有没有那种时刻：面对自己书架上那些大师的作品，觉得他们是横在你写作道路上的高墙，而自己的作品翻越这堵高墙的可能性又极其微小，而让自己觉得写作是一件非常虚无的事情。
陈鹏：当然会。每一个作家都会。但我说过，足球带给我的就是某种不想服输的劲头，很多时候，面对汗牛充栋的经典作品，反倒不是绝望，而是挑战与挑衅的勃勃野心。当你翻开一本所谓的好小说，看完后你会大喊，啊呀，不过如此嘛，我也能干到这份儿上，甚至干得更好！这，才是写小说的乐趣所在，也是刺激我不断写下去的直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