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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城市的灯光成为了乡间天空闪烁的繁星,因此真正的繁星反而失去了闪耀的可能,那些自然朴实的性情也一并成为了过去的泡影。现代化的人造花朵四处绽放,芳香四溢,甚至掩盖了土壤的气味。身处于众多美好诺言的现代化城市里,人们要时时刻刻学会掩藏以往的身份,学会一种新的现代化的仪式来驱赶以往的记忆。闫冰的作品中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能够重拾现实中那些被剥离的记忆,而正是那些记忆印证了现实中的人在中国这个急速飚进的现代社会中,人逐渐被割裂、塑型、硬化为城市森林的一个个基本单元。在近期的个展《爱》中,那些沉默不语,又装模做样显得现代化的铁件布满整个展厅,他们是被塑造的产品,也是被教化的动物,或者成为没有目的材料。但是也许在内在仍然保留一片爱的土壤,等待播种者来唤醒。
艺术汇:你同时进行油画和装置作品的创作,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
闫冰:我的创作是发散出去的,就像挖井一样,转着圈,从不同的角度做事情。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核心指向相同,从一个角度做几件作品,它们围着一个核心在不断深入。同时我也希望这些材料能走出去一点,因为绘画是可以控制在一个我能把握的范围之内,做装置的材料本身有它的属性,我肯定是会把一半的东西留给它。
艺术汇:你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是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下进行的?
闫冰:正规训练比较晚,初三以后才开始。到大学时,觉得怎么跟学校提倡的画风不像,总觉得自己画的挺土,做不到人家那种漂亮。一度也挺迷惑的,当时大量地接触到西方的美术史,很容易被各种流派打动,但反而找不到自己,那是受冲击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学活得比较痛苦,在那个时期五天可以有五种风格,到最后一天面目全非。
艺术汇:2007年时你已经走向比较个体化的绘画,2012-2013年时是不是基本上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绘画方式?
闫冰:我毕业后的前几年基本上没有画画,油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我没有内化,当时还是很强烈地能感觉到我和这个语言之间的隔阂。2011年我第一次在杨画廊做展览,名字是《我的劳动》,作品全部是用泥土做的装置。到2013年的《我的劳动二》中,绘画已经出现了厚积,不需要颜色变化的创作方式。
艺术汇:是怎么转变过来的?
闫冰:在2011年左右我突然觉得有些东西开了,我之前对绘画的那种隔阂和误会突然间不存在了。可能也是时间的原因,毕业后的几年没有画画,一直在做装置,绘画放了几年再回头就觉得不管什么语言,它是我的语言,一下子之前的障碍就解决掉了。
艺术汇:《牛皮》系列中,有时画的比较写实,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几何形的切割,其实这种方式在《分土豆》系列和《西瓜红》中就有,这种割裂感是怎么来的?
闫冰:这是后知后觉的,当时想不到,只是整体状态有那样一种感受。比如说《分土豆》系列中,我是强调把一样东西切一刀的动作性,并把这个动作变得有仪式感。
艺术汇:这和你的家庭背景有关吗?
闫冰:对,在农村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不停地走向另一个地方,跟原来地方的距离已经拉开了,而且这个距离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说的,家庭肯定是我思考的一个背景。
艺术汇:你在这种重复的工作里面,得到了什么?
闫冰:我很少为一种艺术语言的演变而产生过多的兴趣。对我来说,每一张画跟现实的联系更为重要。我对画有些期许,每张画的来源不是在一个绘画中产生的,而是在生活的直接感受层面上,或是某种经验,我通过画画把自己带出来。反复塑造一种形象或是一种颜色的质感,通过反复描绘对应到我心里的那种颜色,这个很抽象,通过绘画不断地去对应,一遍可能做不到,要做很多遍。通过绘画能让你疼痛了一下,就像雾霾天来了一阵风,把它吹散了。绘画是有它独立的一方面,所以它必然是一种视觉化的形式。
艺术汇:你对泥土、铁和木头这三种材料比较敏感,它们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闫冰:我认为这是生活里最简单、基础的材料,我希望把这个元素降到最简单,所以摒弃了一些个人化的东西,你睁眼就能看到,因为它太日常了,所以说不会去注意它,但它起到一个基本结构的作用,就像我们说句话一样,最常用的几个词往往是最不重要的,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在它们之间找关系,其实也有有一种回看的意思。
艺术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把牛皮加入到创作里的?
闫冰:其实牛皮比泥土出现的还要早,毕业创作时就试图用它来做作品,但是我没有制作牛皮的技术,饲养动物和宰杀动物我很熟悉,但皮革制作会牵扯到皮革工业,我准备好了皮革,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厂来加工。
艺术汇:2015年个展《爱》中的作品是你有史以来最重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
闫冰:在两到三年前做麦子时已经有了这种倾向,但一直没有付诸于行动。麦子和麦壳的作品其实做了好几个版本,不同的展览根据不同墙面的大小一直在不断地变化,麦子这个材料对我来说很重要,它能提示很多东西。之前麦子的作品做得比较飞扬,但这次我想用它做一个不同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还原用麦子表达最深层的感觉。这次的作品完全是反向的,藏起来,隐秘起来的,而且有黑色沉重的外形。
艺术汇:在这些作品之前还有一些作品起到提示性的作用,例如《工具》系列和早期画的《农具》。再到这次展览展出的《爱》系列,它们其实在一个脉络里。另一个是铁钩的造型。例如在2014年创作的《疼痛的重量》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的形式感非常像日常的卖肉的那种状态,但表现在作品里似乎是把个体的一些珍贵的东西挂起来卖。包括三角形的结构在作品里也出现了很多。你怎么看待在你采用这些形状时它们所隐喻的东西?
闫冰:暴力和疼痛。但三角形的直接原因是山,山这个形式在我心里有一种下落的沉重感,它有这样一种属性。《爱》牵扯到体量的问题,首先作品的体量是根据我的身体来定的,比如8根柱子和锥子的高矮,包括重量都是依据我的身体感受。比如说我站在它面前,我希望它高到什么地方,和我身体的对应关系,它有多重,全部来源于这个。在作品的数量上和展厅有关,例如做几组能表达出这个系列作品的完整性。
艺术汇:你一直在强调这种空间感,可以说角落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抒情空间,因为它很容易被遗忘,并且你一直将角落这个空间利用的很好。另一方面是作品的高度,展览《爱》中前厅的两个环摆放的高度,像是农村摆放重要物件的高度。为了不被小孩和动物够着。所以需要一个合适的高度,这种高度刚好借助一个工具就能够得到物件。所以很多空间安排其实也是从生活的实用目的出发的。
闫冰:挂那两个环的时候我对着墙面看了很长时间,直接就决定挂在那了,最舒服的一个位置。一方面它是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也是我心里隐秘的一面,我是把它当作物件,它有它的姿态。
艺术汇:你怎么看待农业社会在今天的处境?
闫冰:情况肯定是一边倒,首先是从壳上面瓦解了,人们从农村出来向城市靠拢。现在在边缘地区做的新农村,把自然村庄拆掉,人被迁到平原地带,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不只是因为自然村是我的出生地,现在我的很多家人、亲戚、朋友也在这个浪潮里面,我不得不时刻地面对这件事情,它不停地刺激着我。新农村的建立瓦解了一种早期自然形成的对生存方式的自信,社会的大潮流会导致农民自卑,觉得你是落后的、愚昧的、贫穷的,这个包袱一定要甩掉。包括现在的娱乐和价值导向,还有就是社会和政府的行为,拆迁、驱赶、开发。其实自然村落是人与自然非常完美地相处,房子怎么盖,大门朝向哪边,阳光从哪过来,给还存在人对生存的敬畏感,一种和谐相处的方式,但现在的这种方式把这个砍掉了。还有土地的买卖,农民没有土地了,所以只能换一种方式去生存。整个社会成本在提高,原有的方式已经不能应付了。这些会让你一点点抛弃掉以前所有的东西。(采访/撰文:李旭辉 图片提供:杨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