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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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也可能因为交往圈子小，我没碰到过真正的上海人。在我的理解里，纯正的上海人应该是上海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前，是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属县，人口仅有27万――编者注）。很多人吹嘘自己是上海土著，其实也是外来的，比如是从浦东过来的。

我的父辈也是从上海郊县迁来的。我在上海徐汇区襄阳南路的一条弄堂里出生，一住就是50年。那套房子是父亲来上海后跟单位借的，后来“顶”了下来。有了我们姐弟几个，我们又结婚成家，人口越来越多，挤不下了，就又把在老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的父母赶回原来的“乡下”去住――就是现在的浦东了。

我就出生在那栋老房子里，父母灌输给我的记忆是：因为那时候来轰炸，医院进不去，所以是医生来家里接生――可能这是个错误的记忆。老房子里会有很多记忆，搬了很多次家，梦里还总会回去。上个月我的哥哥过世了，他临走前我去看他，他说：“我要回襄阳南路。”那是很顽固的记忆。上海人去了外地也都会想家。

1968年我18岁，到离上海最近的崇明岛去插队下乡。前两年我回到崇明农场，感觉非常奇怪：过去的农场还在，标语、房子全部都留着，租给六七个外地人，他们在那里种地。我们原来的连队有100多人，当年非常热闹。我们种棉花、种水稻，体会到最辛苦的就是农民。那时候女孩和男的干一样的活儿，一点不比男的差，男的喊累死了累死了，女的照样继续做。

我在农场种地种了三年，然后就负责放露天电影，拿机器、扛着片子走、挂银幕。当时放来放去就那么几个片子：西哈努克的纪录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英雄儿女》……《列宁在1918》当时翻来覆去地放，里面有一段芭蕾舞，听说有人会到屏幕前面蹲下来看――知识青年哪有那么傻，肯定是传说嘛。当时还有一部《对虾》，是介绍养虾的农业纪录片，因为女解说员口气柔和，也吸引了很多人去看，很轰动。

在农场插队满三年，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回上海了，我活动能力差，所以在农场呆了八年，终于忍无可忍，找领导长谈了一次，回城了。

1976年回来后，因为有过放电影的经历，先到了一个市政研究所，工作就是拍拍路、桥、沟，自己很不喜欢。那时候能用到相机就很不容易。如果周六拿相机出去工作，周日就可以留着相机自己用，我很激动。我拿着相机回到农场，去给还留在那儿的人拍照留念。但是平时就不行了，相机拿在手里，多想私用啊！

为了能长期拿着相机，我开始申请换工作。那时候换工作还要等调令，很复杂，我都快忘记调工作的事情的时候，上面说我可以去新单位了。我到了宝山区文化馆，后来又去了普陀区文化馆，一直到退休。但是我当时拿到了相机，也不知道要拍什么。

二

真正懂摄影，是1989年、1990年的事。那时候我有一次顿悟，拍照片的感觉又回到了1976年，我工作后回农场给留下的朋友拍、朋友给我拍的那个状态，那是我拍得最起劲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拍照片就是要和那时候一样，把它当成一个很私人的事。很多为朋友留念的照片，后来就成了摄影作品。

最开始拍留念照的时候，是受我父亲的一张照片的启发。照片里他坐在椅子上，阳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来，那个人和我很像又不是我，那种感觉很奇怪。所以我希望我拍的照片也能模糊时代感。人的生活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类型的人总是过一类型的生活。

80年代后期，“北河盟”很火，他们的成员比我小九岁、十岁，但在摄影上比我懂得早，他们很早就一起办摄影展。我和他们关系很近，所以有时被外人混为一谈。（北河盟是80年代上海出现过的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在观念上摒弃当时“沙龙摄影”的唯美与“宣传摄影”的矫饰，提倡摄影突破陈旧的语言手法。成员有王耀东、顾铮等。――编者注）

90年代初，陈海汶有空来我家叫门，约我一起去拍片。在外面拍片我总有一种偷窃感，觉得蛮可怕，所以总是陈海汶走在前面，他把我的胆子带出来。他技术比我好，又冲在前面，所以总是拍到好的画面、拍到他的成名作，我就总是没拍好。

我也让他们到我单位用过放大机，用完了他们都说太破、说我没调好，怎么放出来照片里的人一只脚是实的、一只脚是虚的。

后来大家各忙各的，顾铮到国外去读书，陈海汶去经商，一个劲拍的就剩下我了。

《上海人》那本画册里拍的都是我的熟人。90年代初，“装修热”还没有兴起，很多人家的户主都是家中的父母那代人，用的还是父母结婚时的家具，室内的场景和二三十年前几乎完全一样。上海人一直比较崇洋，所以旧式的家具陈设也都比较精致，政治气氛都比较淡，生活气息比较浓。我进入那些朋友家，感觉还是以前所谓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样子。

那时候礼拜天我到朋友家里去拍照片，有的父母就说：“家里这么乱，不要拍不要拍！”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前后只拍了二三十家。现在觉得，如果当时努力点，完全可以多拍一些。有一个叫胡杨的人，一年就拍了500户，前几年出了本《上海人家》，我很佩服。那本书很好卖，很多人想看。

上海变化很大很大，但也总有不变的。我家那栋老房子在的街区还是老样子，周围都已经拆光了。人都是自私的，希望老房子都别拆，可以把记忆都保留下来；可是碰到自己家是那样的老房子，就会盼着早拆迁。

上海老里弄的房子，最早有些是当年洋行给小职员住的，本来是一户人，底楼、二楼和三楼功能不同，后来就各层住一家或者几家。我爸爸曾在税务局工作，房东借给他房子的时候，里面就已经住了好几户人家。

我查过我们家原来的房东是个很著名的大人物――马叙伦，他是同盟会员，后来当过教育部部长，很厉害。但是附近没有人知道他。我爸爸也只知道老房东是个民主人士，但不知道是一个这么大的人物。我家对面的老房子住过30年代的一个小明星，叫周什么，附近住的人都知道她，还说她后来嫁给了上海市长。我后来也去查过，反正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不姓周，可能这又是个传说。

我在家里的旧沙发上拍过一张自拍像，早知道老房东是那么大的人物，那个沙发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70年代我家写字台下面有一张黑白照片，拍的场景很像上海的楼梯口，很打动我。照片旁边是一幅像。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那张黑白照片是柯泰兹拍的，也不知道拍的是蒙德里安的画室。90年代顾铮出了一本介绍世界摄影家的书，我的照片后面就是柯泰兹的那张，我就想怎么会这么巧。

三

现在我也拍彩色照片，可能再过20年才会拿出来用。过去拍风光的多，对准自己生活的人总是很少。人的记忆就像电视频道，一个频道开了，另一个频道就关了。所以我喜欢拍与我有关的东西，喜欢看了能让我想起什么事情的照片。照片能延长人的一些时间。

前两年外白渡桥大修，成群的人去拍，他们喜欢去关注各种变化。我对变化没兴趣。有人说我拍的苏州河的照片记录了变迁，其实我拍的时候，是因为看到的都是过去记忆中的、原封不动的东西。现在我什么都拍，上海的、身边的，也许正好画面里带进了背景，但是我自己不会去注意。照片拍出来，别人猜不出是什么时候拍的，我很得意。

过去我用胶片LOMO相机，从1989年到现在我一直用乐凯胶卷，一年能拍500多卷，现在这种胶卷在上海已经买不到了。现在我用数码LOMO来拍，虽然从胶片过渡到数码，我的拍摄感受还是一样。不过以前的暗房、放大机全没有用了，好像修炼多年的武功给废掉了。

现在电脑我只学会了删除，每天拍每天删，我也舍不得再用胶片。用了数码我也多出大量时间，感觉空了很多。

我家养了两条狗，一条吉娃娃，一条可卡。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就把它们当孩子看。夫人最早说“小狗我来带”，后来还是由我全包了。出门拍片我两条狗都带着，因为牵着狗拍照片不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有段时间帮朋友养过一条狗，牵三条狗出门我就很难为情了。我还是觉得照相术发明的时候，摄影师把自己蒙起来的感觉比较好。

我拿个LOMO相机，夫人说我“一点腔调也没有”（意即“一点儿范儿也没有”），其实是因为我害怕被人看到我在偷拍他们。

以前我总认为摄影家的交际能力、社交能力都应该很强，应该很有胆量，后来看了很多摄影家的介绍，才知道很多摄影家，包括马克・吕布，都说自己很腼腆。

以前我的拍摄路线就是上下班的那条路，现在退休了，家门口通了地铁，我可以搭地铁去比较远的地方拍。我喜欢骑自行车去，因为随时可以停下来。现在地铁站可以出租自行车？我从来不知道怎么租。市中心的地铁站边上没有设吧？

当年的朋友，现在还经常见面的不过几个人。这几年我也常看摄影展览，年纪轻的人越来越聪明，过去我几十年明白的道理，他们可能一个星期、一个月就明白了。可能这样也不是太好。过去有一两张好片子就够被当作“摄影家”，现在不容易了。

上海的年轻人拍东西，他们也不是记录上海，是以记录自己为主。他们拍的东西我也很佩服。“鸟头小组”的两个年轻人，如果我有儿子，应该和他们是一代。他们在上海新村出生，拍《新村》的照片我开始觉得特别不上道，但是他们讲究照片在书里的组合、排列、穿插，也让人看得有滋有味。看他们的照片要看很多才有感觉。他们自己设计的书确实比日本人给他们设计的好。我在展会上见过他们，但不熟，到底不是一代人。年轻人里拍得最好的是朱浩，他的《上海默片》，每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

今年2月我退休了。退休太好了，一点心事、负担都没有了。以前工作的时候有些事情很烦，晚上会想、会睡不着、会梦到领导突然让我找什么照片，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现在很多事，可以不想应付就不去应付。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老了，有时候又觉得很幸运，因为可以不用加入这个社会。

采访手记

第一次看到陆元敏的照片是在连州摄影节。展厅里不很明亮，一幅幅老房子里的上海人，非常安静地或坐或立，却看得我有一种时空交错、荡气回肠的感觉。影像原来可以有这般能量，对我，那次展览是一次很深的感触。

所以在策划“上海・城市”专题的时候，陆元敏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在上海见到陆元敏，他背一个深色的方形小包，戴顶很普通的帽子，衣着也看不出特别的精致或张扬。

他提到自己胆小。看到冲突、打架、着火，他一定会赶紧跑开。提到有一次在北京时接受人家采访，他说感觉像在接受审问，访谈体的稿件也像一问一答的审讯报告。陆元敏说他不喜欢看谍战片，那种随时可能有人被揪出来、被说成是特务的气氛，他看到就觉着很怕。

他也说起自己不爱写东西。有时候想得很好，写出来却觉得文笔怎么这么差、用词怎么这么单调，才明白别人的确写得好、不容易。他说，眼界越高，手就越跟不上。

但，也许就是因为一直无意介入热闹的舞台，他才保有了独自观看的乐趣。也许就是因为相机是他可以自如运用的工具，他才长久地沉迷在摄影的世界。

我请陆元敏给我看他最近常用的“相机”：小得像几枚一块钱硬币摞在一起，是他在小商品市场买来的，像素很低，但他用得乐此不疲。想象一下，上海的某个角落，他手里捏着那个小玩具，米粒大的小灯微微一闪，没有人察觉他在拍照。让他略微有点失望的只是：“其实还是拍不到什么隐私。”

看着陆元敏和他的新玩具，我忽然想起卡尔维诺《宇宙奇趣》里的那位qfwfq：他超然于时空之外，却狡黠地在宇宙里做下了一个个小记号。

李笑天

201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