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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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您看来，何谓“大师”？
答（岳南，下同）：这个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得明白：“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用现在的白话讲，大意就是在学术上能做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事业的人才能称为大师吧。
记者：您好像对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大师情有独钟？
答：他们是二十世纪时代洪流中，涌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既有学问，又有风骨，属于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真正的大师和楷模型人物，因而，我这个无所事事者，自是对他们膜拜有加，有望之弥坚，仰之弥高之感。
记者：为什么在那个年代，集体喷发了一批大师？
答：简而言之，在积贫积弱的上世纪初，一些鸿学硕儒和有识有志之士，他们秉承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那种精神，想方设法要扶大厦之倾，救国难于危亡，决定在中学为体的基础上，还要兴办西学，为振兴民族之用。
后来的中国在几度摇晃中还是站稳了脚跟，这得益于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有一种奋起直追、振举民族文化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感。
最后要说的是自由二字，有没有学术自由，是关系培养成的人才有没有大成就的关键。到了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时代，其师资力量与学生素质相对较高，这个素质问题不是一句话可说完的事，比如当时80%以上的教授都有留洋的背景，而入校的学生大多有国学的根底等等，这都是不可绕开的因素。
答：现在的教育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个事说起来是复杂的，天命人事都有。支撑学术大师层出不穷的，根本在于自由的学术思想。有没有学术自由，是培养成的人才有没有大成就的关键。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说：“无自由之思想，便无优美之文学。”如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
大师远去没有大师这个现象，不只在中国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如此。
记者：如果与今天的知识分子做比较，您如何评价？
答：如果说那一代学人与现在学人的差别，用费孝通的感慨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费氏之言或有不足、不当之处，但仍能成为后世学人借鉴的一面镜子。
记者：您希望读者，从书里看到什么样的历史温情？
答：就是人文的，追求自然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彰显的那种。
（选自《今日早报》）
当城市的人口渐渐超过农村的人口，当乡土小说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另一个精神家园――故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沦陷的不仅仅是故乡，还有我们心底某些美好的东西。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的作品《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以其自己的故乡小堡村为考察对象，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反映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饱含一个学者的情怀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