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六书”与对外汉字教学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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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孔子学院及课堂的蓬勃发展，海外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汉语的表意特殊性，“音、形”的不一致性，使很多学生面对汉字产生较强的排斥心理。有些学校和地区也尝试抛开“形”教授汉语，使学生在后续的学习中产生了更大的问题。基于此我们尝试了以“六书”为理论根据，爬梳《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的800个甲级汉字，使汉字的音、形、义联系起来，并把汉字的理据应用到汉字教学上，有效的提高了汉字的教学效率。

关键词：六书 汉字理据 教学法

到2011年底，中国在世界的10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在孔子学院的带动和影响下，全球汉语学习人数已逾5000万。其中有很多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他们学习汉语就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他们大多数会说些汉语，但是不认识汉字。这就为海外的汉语教学提出来新的课题和要求。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朱骏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如果他们的汉语只是停留在口语上，就不能更好运用汉语。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实际要求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

一、以“六书”为纲领的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可行性

汉语是表意文字，与印欧语系有很大的差异。刘又辛说：“从两种文字的性质来看，拼音文字是一种无理性符号，汉字则除少数表音字（假借字）外，基本上都是有理性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有理性符号容易理解容易记忆。”“英语的man和woman为什么分别表示男人和女人，没有理由可说。在这几个字母中也找不出与男人和女人的任何联系，但汉字“男”“女”两个字却是有理据的，“男”字从田从力，男人在田中劳动，是个会意字；“女”字甲骨文“”像女人两手相交，描绘出女人的特点，是个象形字。这些汉字可以从字形看出词义，因而是有理据的文字。从这个角度说，汉字学习有明显的趣味性，学习难度又小些。

由于这些学生中大部分口语较好，我们在实践中得出对他们进行“六书”为纲领的字理识字教学法具有很好的效果。贾国均认为：字理识字教学法是根据汉字的组构规律，从汉字音形义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通过六书的构型理论来突破字形难关的，达到提高识字教学的效率的目的。据统计：《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中甲、乙、丙、丁四级的2905个汉字中构成这些汉字的部件一共是431个，构成甲、乙等级的词汇的部件数是391个，占总部件的90.7%，其中构成甲级汉字的部件总数330个，占总部件的76.6%，而甲、乙级的词汇占总字数的56%。只要学生掌握好这330个汉字的部件就找到了学习汉字、汉语的金钥匙。这330个汉字的基本构成部件只有110多个（张旺熹统计的有118个；施光亨统计的有119个），由此推测以《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的甲级汉字作为在海外的汉字教学是有可行性的。

二、以“六书”为纲领的字理识字教学方法

“六书说”学术界较一致的观点是“四体二用”也就是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假借、转注”是用字法，二者不产生新的汉字，只是使汉字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从历时的角度看，汉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历史，特别是经历了隶变和简化以后，有很多汉字已经看不出创造之初的理据了，有很多人士认为汉字已经丧失了理据，“六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但是王宁认为：从隶变开始，汉字的构意大部分保留下来了，少部分发生了构意的变化。她把这种变化分为三种情况：理据重构、理据部分丧失、理据的完全丧失。董丹梅也认为：现代汉字76.5%的保留理据，12.14%的部分丧失理据，11.29%的完全丧失理据。由此可见汉字虽然经历了隶变和简化的过程，汉字的理据性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也本着这一观点来研究“六书”对汉字教学的影响。通过对《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的800个甲级字的爬梳，我们整理出象形字120个、指示字17个、会意字215个、形声字448个。

（一）形象展示法

这种方法主要讲授象形字。“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日”甲骨文作，像太阳；“月”字，甲骨文作，在半圆形中加一短竖指事符号，像新月；象形字所表示的形象有关于人体，如（子）、（人）、（口）、（心）等；关于天文地理，如：（山）、（水）；关于动植物，如（牛）、（鸟）、（鱼）、（木）等；关于器物，如（门）、（网）、（册）等，以及其他跟他们有关的事物。这些具象的事物，先民们按照事物的形状把事物画出来达到识记的功能，通过形象展示法使事物与文字联系起来，学生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无据的方块字，而是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文字。通过从甲骨文的展示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增强了汉字具象化识记的能力。但是通过隶变，现在的汉字图像化已经大大减少，线条化增强，但不要为了形象化教学，把那些已经与当初形象的含义相差较远的汉字牵强附会地硬拉在一起讲解。这样会使学生产生迷惑，增加了他们的学习负担。

（二）字理讲析法

这个方法可以讲解指事字和会意字。“指事者，视而可识，察尔可见，上下是也。”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附加指事符号构成。如（刃），是在象形字“（刀）”的刀锋线上加点，明确刀锋位置；“（本）、（末）”是在“”的基础上指出两个汉字的含义指向，同步教授“未”使学生同时识记三个汉字还可以避免三个形近字的混淆。指事字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只要讲给学生，学生马上就会意会。“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摇，武信是也”是由两部分同时表达一个概念，如（休），用形象生动的动作依靠在树上，它的本意是在树荫下乘凉歇息，学生一下就明白“休”的意思，下次他们看到这个汉字就回忆起课堂上的情形，这样文字的音、形、义就联系起来了。（苗），可以在田地上画上禾苗，表示田园里开瓣萌发的作物；（囚），一个人在一个封闭性的空间，表示拘禁罪犯或奴隶；（从）、（比）、（步）、（益）、（采）等会意字都可以形象生动的解释给学生，结果证明用此方法学生能很快的识记住很多汉字。

（三）系统归纳法

系统归纳法主要适用于形声字。“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组成的。形声是继象形、指事、会意之后的一种造字法，并且是最多产的造字法。康加深对7000个通用汉字的研究得出形声字有5631个，约占通用汉字的80.5%。其中形符的构字能力有很大差异，构词量超过20个的有54个，54个形符构成4898个汉字，约占总形声字的87%。其中左右结构的4161个，约占总形声字的73.89%；上下结构的998个，占总形声字的17.5%；两者合计5149个，约占总形声字的91.44%。左右结构中左形右声的3797个，约占67.43%。如：以“木”做形符的近80多个汉字。我们可以用汉字的形旁来推测汉字的含义，也可以在教学中给学生建立字族的概念，虽然形声字的形符并不能准确地表达汉字的确切含义，如王力认为：意义范畴是一个比较广阔的范围，意义范畴并不等于词义本身。还有裘锡圭也认为：绝大多数的形声字只和形符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但建立起字族的概念，众多汉字不再是孤立的汉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串。所有以“木”字部的汉字都是与树木有关的汉字。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说：“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例如从“仑”得声的字，如沦、轮、伦、论、纶等字都具备有条理、有伦次的意思，由此可以执简以驭繁，找出一组字所共有的“义素”。清代的学者就提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进而走向研究“字族”或“词族”的道路。

在教学中我们以高频字引出低频字，以熟悉的汉字引出不熟悉的汉字，如：用声符引出形声字，由“马”引出“吗、妈”以及“骂、蚂”等，在“女”是“妈妈”的“妈”，在“虫”是“蚂蚁”的“蚂”，一个人说是“吗”，两个人面对面的说是“骂”。又如：由“方”引出“房、放、防、访”等。也可以用形声字引出形声字，由“爸”引出“吧、把”，在“口”是语气词“吧”，在“扌”是表示动作和介词的“把”，因为介词大部分都来自动词。还可以用形声字引出声符，如基本上所有的对外汉语教材的第一课都是“你好”“你们好”，由“们”就可以引出“门”，又如由“苹”引出“平”。

（四）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如果只是认识几个汉字，就失去了学习汉语的目的。我们从“六书”的角度分析学习了汉字，最终的目的是使用汉语。由于汉字常常有多个含义，所以要以词来定字义，（例如：“长”，在“长高”“长方”），要在行文中确定汉字的含义（例如：“都”，可以是副词，也可以是“首都”）。有人说汉语的表达比较模糊，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含义，要“听话听音”。我们充分的利用资源让学生多接触汉语书籍，使学生“随文识字”。汉字的音、形、义形象具体的展现在学生面前。如：花，他们很容易记住花朵，但是“花”还有其他的含义，如：花费、老花眼、花心等。他们知道了它的使用语境，学会在以后的学习和阅读中类推出确切的含义。

三、用历时的眼光对待字理识字教学法

汉字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用历时的眼光来反观汉字的现状。虽然“六书说”等理论为汉字教学指明了一条便捷之路，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机械地教授学生，使学生引起不必要的过度迁移，出现“秀才识字认半边”的情况。“六书”是人们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总结得出的，但汉字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化的。我们在教授的过程中一定要立足于现代汉字的实际情况，不应该一律按照古代六书的分类。如“泪”从水，从“目”是个会意字，而早期汉字“涙”从水，戾（lì）声，是个形声字。如：“灭”早期汉字“滅”，从水，威（xuè）声，形声。简化字“灭”为会意，从“一”从“火”，“一”表示覆压火上。在教学中就应该作为会意字来处理，既形象又好记。

汉语的语音是发生很大的变化。“古无轻唇音”，只有“帮、滂、并、明”，无“非、敷、奉、微”，如“方”为声符的字：房、放、防、访（fang）、旁（pang）。“古无舌上音”，只有“端、透、定”，没有“知、彻、澄”如“者”“都、赌、堵、睹（du）”、“猪、煮、诸（zhu）”。在教授的时候一定要有历时的眼光，至上而下地教授汉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如果在教授汉字的时候加入字理的讲解，会大大增加课堂的气氛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的汉字字理的讲解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教授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字理的可行性，吸取精华弃之糟泊。如“新说文解字”，有的把生活常识、科学融入其中，有可行的一面，但是有时为自圆其说，解释牵强附会，随意性很大。如：饿——我要食；俄——我的人；鹅——我的鸟；娥——我的女儿。而事实上，它们只是以“我”为声符的形声字。

四、总结

面对现在海外出现的新情况的分析，我们通过在课堂实际教授情况的总结，研究得出通过以“六书”为指导的字理汉字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后我们将在此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使此教学法在更广、更长的范围内试用，使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规律。

（本文为河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1YBRW036）

参考文献：

[1]贾国均.字理识字研究与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董丹梅.3500个常用汉字理据测查[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

[4]谷衍奎.汉字远流字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5]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乔玉雪 开封 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