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玉珠:对文化产业园区从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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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部部长助理刘玉珠与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教授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对话。刘玉珠谈到了影响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热点问题。
社会效益VS经济效益：如何统一
范周：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讨论一直都是业界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重视社会效益就意味着要放弃市场，也有人认为追求经济效益就很难顾及到社会效益。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如何既“叫好”又“叫座”，确实是很多人在思考的问题。
刘玉珠：总体上，我们要求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但是，这首先要求我们要正确地理解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包括政治效益，但不能等同于政治效益。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增加就业和税收、结构调整、鼓励产品的创新创造等都可以归为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因此，社会效益内容很丰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一个方面。
另外，社会效益还需区分“整体”和“个体”的问题。从整体和个体的不同角度看的话，对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文化产业门类众多，有的居于内容生产的核心地位，对人们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影响很大，这部分主体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不容置疑。但对于一些和意识形态关联度不太高的产业门类而言，这部分市场主体应遵循的底线是守法。作为政府来讲，鼓励经营者在守法的前提下引导市场主体向社会效益方面努力。但是要注意前提和引导的关系，对文化企业而言，首先是依法经营，其次是社会责任意识，两方面都要兼顾到。
范周：因此，从国家整体角度来讲，我们倡导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但是这里面既要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内涵，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整体和个体的区别对待。
文化消费缺口大，一分为二来看待
范周：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风向标。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有了迅猛的增长，但文化需求没有完全释放出来，造成了文化消费仍然存在巨大的缺口。
刘玉珠：文化消费问题我们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有一组有关研究机构测算的数据，这个数据未必精准，但值得参考。数据显示，1993年到2013年我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由819亿元增加到了12969亿元，年均增长14.81%。其中城镇文化消费量年均增长18.66%，乡村文化消费量年均增长9.56%。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文化消费增长迅速。
分析文化消费与GDP的比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衡量文化消费拉动GDP的效应，反过来，则是我国经济增长带动文化民生消费的实际效应。以比较来看，2013年我国GDP为568845亿元，按照GDP总量与中国相对接近的美国、日本文化消费占GDP的比例来估算，我国当前文化消费的缺口在2.5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缺口很大。较大的消费缺口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范周：如何缩小文化消费的缺口，在于文化产品如何更好地满足和激发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平台搭建，是刺激和拉动文化消费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生产者分析市场，把握走向，做好内容，规避市场供给与消费需求的缺位和错位。
范周：目前全国的文化产业园区遍地开花，问题盘根错节。近年来，文化产业园区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转型升级的问题。发展10年过后，这些问题都需要总结思考。
刘玉珠：文化产业示范区、文化园区的建设对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设立文化产业园区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企业的聚集，二是为企业和消费者搭建平台，三是人才的培养，四是在内容的传播方面起促进作用。10余年来，文化部命名了1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不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这些园区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在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方面，文化部的态度一是积极，二是审慎。所谓积极，是指我们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园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引领示范作用；所谓审慎就是我们绝对不鼓励对市场调研不充分、盲目建设文化产业园区。
今后，对文化产业园区的管理将继续从严，一方面，要对园区的批准进行严格的把关，另一方面，要对园区的经营活动加强管理。而在这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把关人”的作用，鼓励企业充分结合当地的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规划。我们不倡导动辄投入巨额资金、规划上千亩土地的大型产业园区。事实上，很多小的园区往往可以创造出很高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各地都有成功的经验。例如，兰州市就有一个利用原来的废旧厂房改造而成的专门针对年轻人创业的园区。这个园区规模不大，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吸引创业者入驻。目前，这里已经有一大批年轻人，包括很多从海外回来的年轻人集聚，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与梦想，像这样的园区是值得鼓励的。
文化投资：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方式
范周：在网络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互联网帮”的融入和民间资本的实践，为文化资本市场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新问题。众筹出书，众筹电影，甚至是众筹包茶山，可以说是热钱涌动，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刘玉珠：我觉得，一方面，文化产业投资方面的一个趋势是大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很高。比如万达从地产转型到文化产业，一些网络企业由电商转型为网络文化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等，所涉及的范围涵盖电影院线、影视制作、影视产业园区、主题公园、文化旅游区等多个行业。另一方面，众筹、创客和草根创业者投身文化产业十分踊跃，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但是，在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心态很重要。马云对此曾经说过：“用公益的心态去投资，用商业的方式去经营。”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不能抱着立竿见影的速成心态。文化的事业是润物细无声的，很多投入并不能在一开始就带来多大的变化，这中间需要有培养和涵育的过程，只有累积能量，做好铺垫，才有可能带来飞跃。而在具体的经营上，投资者是需要有战略性的眼光和布局的，用一种商业竞争的思维来操作，在把握底线、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做好在商海中斗智斗勇的准备，在各个方面武装自己。
文化走出去：政府搭平台，企业做主角
范周：文化产品是文化走出去的基础，文化内容的创新是我国文化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源。如何创造文化精品，利用好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实现文化走出去必须要持续思考、探索的问题。
刘玉珠：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原创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原创能力相比，我国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发达国家的文化企业走出国门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诸多世界著名的文化企业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譬如迪斯尼、环球、派拉蒙等美国文化企业，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文化产品都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市场反应。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中国的市场消费力旺盛，吸引力强；二是因为中国在技术、服务，甚至在运营管理和人才储备上都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标准。
范周：随着国家对文化贸易的鼓励与支持力度的加大，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这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刘玉珠：的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可以与国外某些企业在市场上同台竞争的品牌企业。但是，总体上我们还处于弱势，尤其是知名企业和品牌项目。文化的积淀与品牌的打造都需要有个过程，不是短期内就能赶得上的。米老鼠、唐老鸭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由此产生的迪斯尼主题公园也有60多年，我们文化产业也就只有20年的发展历程。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超越。
范周：文化企业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那么文化企业如何做好这一功课呢？政府又该如何去推动呢？
刘玉珠：我认为，政府在文化走出去上也需要摆好自己的位置。近年来，政府为文化走出去做了很多实践，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是企业走出去、产品卖出去。中央政府在鼓励企业走出去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去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出台，实际上就是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
对于文化企业来说，随着我国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是可以看到的，这为文化企业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首先，文化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了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法律、风土人情、消费习惯和心理，尤其是市场情况和合作对象的选择是企业走出去的必备课。这就要求文化企业要对其他国家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企业在看到文化贸易良好前景的同时，一定要看到走出去的复杂性，不要盲目乐观，没有很好的市场调查，盲目走出去可能会和预期差距太大。
范周：也就是说，政府要注意搭建平台，但是真正的走出去主角应该是企业。在企业做好主体、政府摆正位置的基础上，文化走出去还需要更多具有预测意义的战略目光，敏锐洞悉国际文化市场的实际需求。
刘玉珠：从大趋势来讲，国外的市场是很宽广的。我觉得走出去特别要注意除了欧美国家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如印度、缅甸等国家，对基础设施和文化活动需求很大，这对我们开拓市场是极为有利的。当然，文化产品走出去也要注重产品类型的选择。我认为影视、动漫等产品走出去的阻力比其他类型文化产品要小。尽管影视、动漫产品也会受到限制和影响，但是毕竟和出版物不同。中国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其影响力是受语言习惯制约的。因此，影视、动漫、游戏这种类型的文化产品最容易被接受，在国外的销售情况都非常好，除了产品做得好以外，市场推广时语言限制相对较小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