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作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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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作品的灵魂。伟大的文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堪称伟大的思想家。只是,他们的思想不是直接地表述出来,而是蕴涵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少有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作品和真正大师级的作家,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新颖独特的“思想发现”。但十分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作家不仅没有意识到思想之于作品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中,总是时隐时显地存在着忽视、躲避、忌谈,甚至轻蔑“思想”的倾向。好像一涉及作品的思想,就有贬人或被贬之嫌。于是,在某些作家看来,主张作品具有思想性,就意味着保守和落后;而轻蔑思想倒成为一种风尚和时髦。

“躲避”思想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倾向?一是把作品应该具有的“思想”,与“”时期推行的“从观念和路线出发”混为一谈;二是把思想和作品的丰富性、模糊性对立起来;三是受西方解构主义“反本质”主张的影响。如果说前两点看法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的话,那么否定“本质”的存在,就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任何事物都存在“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事物最重要最稳固的特征,也是此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征,而这特征须有相应的概念来表达,体现为某种“思想”。如果否定了本质的存在,势必就否定了各种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也就否定了不同事物的不同存在。这显然背离了客观事物多样化、多种类的存在事实。自然界是多样化的自然界,人和社会性事物也是如此。只要承认事物是多样化的,并且彼此有着质的区别,那么事物的“本质”就是一种必然的存在;文艺作品在对于人、事、物的描写中,所要揭示的,就是它的本质和奥秘;本质体现为“思想”,所以文艺作品是无论如何也躲避不了“本质”和“思想”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作品应该表现的“思想”呢?

作品表现的思想,不是通行的概念,不是既定的方针政策,不是一般的正确道理,而是新鲜的、具体的、第一次被说出、第一次被准确命名的个人见解;它既是个人的独见,又是对某种现象、社会心理、事物本质的有力揭示与高度概括。在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情况是作家并没有为他的“独见”直接命名,但由于具象描绘的生动性、鲜明性,使内蕴于其中的新鲜思想与读者产生了思想的共鸣,于是一个不约而同的社会性“命名”便诞生了。这个具体新鲜的“命名”,就是新鲜、具体、独特的思想。新鲜的思想是具体作家的具体发现,重复别人的见解,就把思想降格为“道理”;思想是第一次被揭示、被说出、被呈示的,思想的自我重复也就不再是新鲜的思想;思想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与概括,而纯属个人的奇思怪想,不能叫做“思想”。在文学作品中,重复他人的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哪怕是最先进、最新潮、最先锋或最具现代意识的“思想”,只要不是创作者自己的发现也是不应当重复的。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思想”已经被说出过,但因言说方式的不当而尚欠清晰,文学作品如果为它找到了更独特更能够唤起人们共鸣的存在状态与方式,其“思想”虽不是作者的第一次发现,但它包含了作者的再创造,这种情况应该是允许的。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比如像爱情、战争、苦难、痛苦、生死等被称为永恒题材的东西,曾被中外作家反复地表现过,且能常写常新,其中不乏经典性的传世之作,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这些被高度抽象化了的思想和内容,是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人们都要反复遇到和面对的,具有超越时空的人类普泛性,所以它被中外历代作家反复咏叹是必然的。其次,这些被高度抽象化了的思想和内容,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又会呈现出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新变化、新特点及新的存在状态与表现形式。但它却又不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也同样需要作家的“第一次发现”和“第一次”去揭示它,表现它。这样的“第一次”也是创造与发现,其中也必然包含着新鲜的具体的见解――思想。记得铁凝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大意是说,作家不创造思想,而要写出“思想的表情”。她的意思,我想大概就属于上述这种情况。铁凝的前半句话,究竟说的是不是“作家不创造思想”,还是“作家不直接表现思想”,我已记不清了。我倒觉得,作家的确不能“创造思想”;思想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总结与概括,因此是“发现”而不是变无为有的“创造”。

但无论如何,思想之于作品的重要性和灵魂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首先,思想是作品的“黏合剂”。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巨著,是由多条或明或暗的线索,众多的人物、事件和纷繁的细节构成的,而“思想”就是把这些零散的艺术元素组织成一个艺术“完整体”的“黏合剂”。作品纷繁而不杂乱,就因为各个艺术元素都与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联系。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中指出:“那个把文艺作品结合成一体并从而反映生活的幻象的黏合剂,不是人物和情境的一致性,而是作者对他的对象所抱的伦理态度……你有什么新的见解告诉我呢?……因此,一个作家如果对这个世界没有鲜明的、确定的、新颖的看法,尤其是如果他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他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艺术作品。他可以写得很多很漂亮,但艺术作品跟他无缘。”(《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戴启簧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在这里,托翁不仅指出了思想是把作品结合成一个整体的“黏合剂”,而且强调如果作家对世界没有鲜明的、确定的、新颖的“看法”,艺术作品就跟他无缘,而“看法”就是思想。

其次,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传世之作之所以能够传世,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不仅仅因为它们的“艺术性”,更重要的在这艺术性中蕴含着第一次由它发现、揭示、表现的“思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谓誉满全球,但它的广泛影响不仅仅因为它新奇的“魔幻性”,而是作者发现了造成南美洲百年苦难的根源,并第一次被他命名为“孤独”。据作者讲,“百年”是说时间之长久;而“孤独”的反义是“团结”,他希望读者能够反其意而悟之。作家采取魔幻的手法,具体地描绘出由这“孤独”所造成的愚昧、落后、僵化、保守,以及布恩地亚家族和马贡多镇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相互隔膜和难以沟通,同时指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打破这“孤独”的生存现状。再如,“异化”这个词现在是常挂在嘴边上的,而在本世纪初正是现代派文学大师弗兰茨・卡夫卡第一个发现了这种异化现象,并通过人变甲虫的故事,进行了深刻地揭示与描述,从此“异化”一词便不胫而走,为全世界所认同。我国五四时期,高呼“打倒孔家店”,那是人们普遍感觉到封建礼教的压抑和对人性的摧残,鲁迅不仅感同身受,并且在《狂人日记》里,通过狂人的遭遇与视角,第一次大胆而明确地将这种“残害”概括为“吃人”两个字。阿Q的令人难忘,不在于他的外部特征,而恰恰是他内在的精神特征――精神胜利法。因此,鲁迅不仅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的阿Q,同时也是对人类弱点的发现与概括。还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的论者把老人与海的搏斗屡战屡败,视为海明威的消极与悲观,是其局限性的体现。而在我看来,这其中正包含了海明威的独特发现与深刻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有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人的生存既依赖于自然,又受自然所害;人不可听命于自然,又不能最终战胜自然;于是,这种相互征服就永远有惊心动魄的大戏上演。那么,请想一想,这究竟是海明威的消极,还是他独有的深刻?

上述几位文学大师,有的属于现代派,有的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足见不能单以创作方法论高低。方法只能因人而异,事实上只要运用得当,都能写出举世公认的传世佳作,而有无独到的发现,有无深刻的思想,才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中国许多当代作家在“拿来”与“借鉴”时,过多地注意了方法,而忽略了独特方法背后的“思想”。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缺乏堪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也反证出:思想是作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