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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魄诗人的病态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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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贺一生官微命薄,诗多牢骚之语。然而,这种牢骚不局限于叹苦嗟卑,而是展现出一种别样的潇洒和繁华,并以此形成了诗人的独特风格。本文拟以《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以下简称《酒罢》)为例,浅析这种风格的表现形态与形成原因。

关键词:李贺、病态潇洒、昌谷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酒罢》作于元和九年(814)。元和八年,李贺辞去奉礼郎之职,然迫于生计,于次年秋至潞州,依张彻寄食。张大彻,即张彻,是韩愈的门人及侄婿,与李贺皆属韩门。当时张彻刚进入潞州幕府任职,可能亦知长吉才名,宴饮时便向长吉索诗,即此。

一、强烈对照下的自我伤悼

整首诗的结构很清晰。曾益《诗解》:“上八句誉彻遇,下四句伤己不遇”[1](P157)。开篇“长鬣张郎”句,描绘出了张彻风华正茂、壮年有为的形象。继而又用“天遣裁诗”句极力赞扬对方文才。“龙头人”句用三国华歆的典故,以设问口气极赞张彻才华。王琦《汇解》:“言往还之人,无有能出其上者”[2](P124)。“公主遣秉”句则进一步道出了张彻显赫的外戚身份。“太行青草”句,巧妙的运用景物与唐代服装色彩的关系,实指张彻初入仕途。王琦《汇解》:“唐时,无官人白衣,八品九品官青衣。青草白衫,正谓其初入仕途,脱白着青”[2](P125)。“匣中章奏”句,比喻形象,既是称赞其处事能力,也是对其职务之重要的侧面烘托。“金门石阁”句则是说张彻前途无量,早晚会居于要职。张彻的前途光明,其实是在反衬李贺的前途渺茫。与“知卿有”相对的即是“非吾有”,一切都已是定局,而诗人纵有千般无奈愤懑,也无法改变现在和未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人平步青云,而自己沉沦下僚。细玩此句,可以觉出相当沉痛,真有种“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的自我伤悼意味。

后四句转而写自我的形象。诗人秋天还穿着破旧的葛布衣服,足见其潦倒落魄。曾益《诗解》:“言秋凉客邸而葛衣褴褛尚未去体,其坎坷足悲也”[1](P157)。酒筵将尽,长吉感觉“中区窄”,王琦《汇解》:“谓心事不舒”[2](P125)。这既与诗人身体病弱有关,更是因为其心情的压抑郁闷。长吉不禁借赠诗的机会一吐为快,“吟诗一夜”,直到东方渐明。姚文燮《注》:“以彻之博雅,当居馆阁,风采当居台郎,自是分内之事,从此引汲,旦暮可致。乃贺自顾落落,大非彻比,抑郁穷愁,唯藉长吟以遣中夜”[2](P425)。

二、自卑与自恋下的病态潇洒

在这首诗里,李贺借着凸显自我形象的“摧颓”,悼着自己的不幸和抑郁。从这个角度看,李贺是自卑的。然而在自卑的底层,却有一种自负甚至自恋的情结存在。这种自恋既来源于长吉对自身文才的矜伐,也来自其最喜炫耀的宗孙血统。汪曾祺将李贺称作“精神上的贵族”[3](P272),窃以为极是。长吉格外看重这个身份,纵使落魄到“葛衣断碎”的程度,依然认为自己是高贵的。虽然明明是福昌人,还是要自称“陇西长吉”,强调自己与皇室同宗。正是因为这种极度的自我肯定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李贺才会如此愤懑不平却又无可奈何,最后只能转入诗歌中构建着自我的安慰。

既为自己的处境而自卑,又为自己的身世才华而自恋,这种复杂甚至是扭曲的心态造成了长吉诗中的一种特殊风格――病态潇洒。这集中表现在最后一句上。首先,“葛衣断碎”的说法,用了决绝极端的字眼,把痛苦尽数倾倒出来。这与鲍照的险急和李白的疏狂极为相似。试想如果只用“断”字或言“寸断”,都远远不能达到“断碎”的抒情强度。与此相似,“吟诗一夜”也有种豪放之气,时间的延续性对应着情感的难以断绝,也使人感到诗人那种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悠长愁绪。其次,这两句诗中所选择的意象也都带有一种开阔之感。关于“赵城”,吴企明先生认为“指赵地之城”[4](P241),而非王琦所说的赵城县。燕赵之气,再加上一个高远的“秋”的意象,更显得慷慨激越。下一句亦然,把“吟诗一夜”放在了“东方白”的背景下。本来,长吉好营造幽冷隐僻的氛围,比如“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但在这里,他没有把苦吟的背景描绘得凄冷昏暗,而是用了“东方白”这个最为开阔的意象。“东方”不管从文化内涵还是读音上都是四个方位中最高远昂扬的一个。“白”也给人以一种开阔感,长吉诗好用白色,在色彩心理学中,白色象征着一种膨胀感。“东方白”是长吉情感的扩张,也是自我的扩张。把自“摧颓”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落魄、即使苦吟,也自有一种风骨。

然而,这种“潇洒”又是病态的。这里的“病态”,是与以李白为代表的积极的潇洒相对而言的。太白的潇洒,不局限于某几个意象或是某几个句子,而是贯穿在整首诗之中的,是一种连贯的气势,是内在的精神脉络,左右着情感流的走向,决定着词语意象的选取。长吉诗中的“潇洒”显然没有这种充沛的精神力量,也无力改变诗歌整体“自吊其苦”的压抑基调。它既没有乐观的现实基础,又没有强大的人格作支撑,说到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虚荣,是其苦闷的诗化。

三、潇洒的落魄与繁华的凄凉――《昌谷集》中的普遍现象

李贺作为“骚人”,其诉苦吊苦的路线便与“诗人”一脉不同。要写落魄,往往会勉为潇洒;要写凄凉,往往会妆成繁华。除了《酒罢》以外,《昌谷集》中还有很多例子。比如“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等等。既已落魄,而偏偏又不甘落魄,所以更要用潇洒来自壮胆气。

与此类似,长吉在凄凉处也常常构筑繁华。比如《残丝曲》中“花台欲暮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虽是暮春零落,情人将别,但落英榆钱,满城飞舞,毕竟繁华;再如《秦王饮酒》中“仙人烛树蜡烟轻,青琴醉眼泪泓泓”,虽是更漏催晓、良宵易散,但金槽银云、笙歌美酒,也毕竟繁华。李贺做了一辈子贵公子的梦,潇洒和繁华是他最大的渴望,是他梦中的明丽色彩。然而,他的底色毕竟是落魄和凄凉,他的诗歌再浓艳也总不免带有一些幽暗和寒冷。

这种刻意构建的潇洒繁华,在长吉歌诗的节奏上也有表现。长吉七言乐府最大的节奏特点就是“调急”。像《将进酒》、《苦昼短》、《秦王饮酒》等七古,意象密集繁复、节奏急促跳跃,充斥着生命的急迫感和焦虑感。李白七古的调子也很激烈,但与李贺相比,显得更加疏宕与自然。李贺的潇洒终究是“作”出来的,而李白的洒脱是从性情里“流”出来的。

李贺经历了两京求仕的失意和“名讳事件”的打击,“索米王门一事无”,除了作诗他几乎一无所成。加之其性格孤僻、交游圈子很窄,更决定了其只能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内心。潇洒与繁华的背后,是一种巨大的落寞。潇洒只是自我安慰,繁华只是自我补偿,这种姿态从行动上自然可以“折成零”(鲁迅《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5](P19),但却促成了长吉诗歌“凄艳诡激”的艺术风貌,并以此长久的占据着文坛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北京市:中华书局,1994.

[2] 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 何明主编.大学写作教程.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 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6辑.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鲁迅著.鲁迅文集.长春市: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