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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唱法,广义的讲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唱法,它包括中国的戏曲、曲艺、山歌、小调和少数民族的民歌如彝族的“海菜腔”,蒙古长调“若古拉”,藏族的“园真”,蒙古的“呼麦”等等的唱法,这些中华各民族特有的演唱方法,是中国民族声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重要标志。狭义的讲就是现今在声乐领域占主流地位的音乐艺术院校所采用的学院派的民族唱法。这里介绍的民族唱法的发展历程是指学院派的民族唱法。民族唱法的产生是与民族歌剧的诞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民族歌剧《白毛女》中男中音杨白劳演唱的《十里风雪》现已成为男中音演唱的经典作品。早期的民族歌剧中的女中音歌曲对声部的音区、音色特色的挖掘不够深入,而且这些男、女中音演唱者的演唱方法,照搬“美声学派”的痕迹较为明显,并没有从真正的意义上解决男、女中音民族化问题,所以中国的民族声乐仍是高音歌手为主。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女性歌手就多于男性,群众性的歌唱参与者同样是女性多于男性,其次在发声方法方面,男声经验的积累不如女声丰厚。再次是生理的原因,众所周知,男性在变声期以后,声带的长度、宽度、厚度都有较大的变化,音色也由纤细、明亮的童声变为浑厚、宏亮的成熟男声,致使男歌手在发声时从胸声区到头声区不易衔接,歌者要么根本唱不上去而声嘶力竭地喊叫,要么真假声脱节,以至于音色难以统一。再次是审美的原因。中国传统的声乐艺术特别讲究“以情带声”,加之汉语的吐字发音较为复杂,所以,传统声乐对声音技巧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而主要以追求个性化的声音来以情感人。
所谓“学院派的民族唱法”,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代表人物有黄虹、鞠秀芳、郭颂、何继光等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歌剧如《小二黑结婚》、《海霞》、《草原之歌》、《红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刘胡兰》、《柯山红日》、《刘三姐》等优秀作品的问世,为他们的声乐实践提供了条件,以她们的唱法为基础,渐渐形成了“民族唱法”的演唱体系。其基本特征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使用大本嗓演唱全音域;使用“直”的声音,而不用携带均匀颤音的声音;以使用明亮、甜美的音色为主;重视向戏曲、曲艺艺术的学习和借鉴,强调每个演员至少学会一种戏曲或曲艺唱法;演唱的曲目基本都是民歌,或经过改编的民歌,或有很强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基本不唱外国歌曲。不足之处是演唱曲目范围偏狭,演唱的发声技能水平欠佳,较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朱逢博、李谷一、德德玛、等人。表现出以下特点:对戏曲和曲艺演唱艺术的学习都有着自己的经历和积累;演唱音域不再用大本嗓演唱全音域,而是使用一种真假声混合的声音;借鉴一些通俗唱法的演唱技巧,演唱贴近大众。不足之处演唱作品风格相对单一,声音缺乏驾驭大型唱段所需的戏剧性。第三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宋祖英、张也、董文华等。表现出以下特点:高、中、低三个音区相对统一,音域更为宽广;合理借鉴和使用“Vibrato”发声技巧;音色拥有更多的变化;以演唱多种风格的曲目为追求目标,适当演唱“美歌学派”歌曲;音乐表现力增强,能够适应多种风格作品对声音的要求。不足之处是声音、风格个性特点减弱。第四时期:从21世纪,至今。代表人物吴碧霞、雷佳等人。表现出以下特点:没有戏曲、曲艺的演唱经历,较早接受音乐学院的专业声乐教育;大量使用“Vibrato”发声技巧;音乐基本功扎实,艺术视野开阔,追求时尚;演唱作品更为丰富多样,风格把握准确到位,真正实现了中西合璧。不足之处是由于没有亲历的民族声乐演唱体验,缺乏深层次的、融入精血之中的民族情感;声音共性多,转换方便,但缺乏个性,特别是地方特色。从“学院派的民族唱法”的发展来看,是美声唱法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是中西结合产物,随着它西洋化的程度的逐渐加深,也导致民族特性的缺失。因此,后来人们叫这种唱法为“美声化民族唱法”。
二、多元化民族声乐流派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美声化的民族唱法”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是我国声乐教育发展取得的一大成果,是我国声乐演唱的一大流派。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岩口滴水》、《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歌剧选段《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等一大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曲,这些作品旋律的运腔方面采用民族的风格,在气息的支持、呼吸、共鸣、高音关闭掩盖都达到与美声唱法一致的效果,这就是“美声化的民族唱法”。由于媒体的宣传和一些声乐界人士的大力推崇,这种唱法被当作是当今中国最科学的民族唱法,从而导致中国民族声乐舞台仿效效应的产生,继而形成民族声乐舞台主流的局面。艺术最忌讳的就是雷同,中国的民族唱法也应该呈现多种流派的共存的局面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被世界公认的最科学的“美声唱法”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多个流派产生。早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四大美声歌唱流派:杜鲁雷学派,加尔西亚父子歌唱学派,尚•德•雷斯克学派与兰培尔蒂父子学派。通过他们声情并茂的演唱和舞台实践把美声歌唱学派的精华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人类声乐艺术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还有中国的京剧,京剧到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京剧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在它形成后的每一个时代,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和著名的演员。京剧的表演流派很多,比如有“四大名旦”中梅兰芳的梅派、程砚秋的程派、尚小云的尚派、荀慧生的荀派,唱老生的演员中有谭鑫培的谭派、余叔岩的余派、周信芳的(麒麟童)麒振、马连良的马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啸伯的奚派,唱花脸的有裘盛戎的裘派、袁世海的袁派等等。“外国人就把京剧叫作中国歌剧”。从这些已获得的成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演唱流派来看,不管是美声唱法流派,还是中国戏曲流派,他们的唱法都各具特点,并不完全相同。现今近30年来,中国声乐界一直用“西洋的发声”加上“戏曲”吐字来培养声乐学生,形成现今的“美声的民族唱法”。近年一些声乐专家指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那种‘美声民歌’唱法占据了中国民歌、主要是女声民歌的主流地位,为拔高音而影响情感表达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似乎是‘民歌不兴’的主要原因。”这种学院式的理想化的民族声乐艺术,有人认为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美声学派”的发声方法,民族声乐艺术就能与世界、与国际接轨,在一些声乐人的观念里,所谓的“世界和国际”接轨的观点是缺乏深思熟虑的,其后果是使民族声乐的文化属性严重偏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民族声乐的文化特质、民族特性遭受极大的破坏。如果按照“民族唱法”这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必然使中国所特有的戏曲、曲艺、民间音乐中的一些特殊的发声技巧、民族的音乐元素丧失。所以,应积极推进多元化民族声乐流派的形成,让更多的“民族声乐流派”发展起来,从而改变我国的民族声乐舞台单一化的局面。
三、原生态民歌唱法和戏曲唱法是多元化民族声乐流派形成的源泉
中国真正的“民族唱法”存在于原生态地方民歌中。原生态地方民歌的在中央电视台的出现,引起了很多音乐界人士的关注,其实,现在所说的“原生态唱法”也就是“民族民间唱法”。随着中国对自己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入,许多声乐专家又重新认识到中国的原生态民歌并不是完全运用“大本嗓”演唱,这样的理解是对原生态民歌不了解造成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民歌中,的确有一些是使用“大本嗓”来演唱,没有很多的歌唱技巧,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民歌有自己的独特的发声技巧。以历年的青歌赛原生态组的表现为例,彝族的地方民歌手在演唱海菜腔时能够在高音上利用循环换气唱出约20秒的长拖音,而且在高、中、低音区演唱过渡自然,还有土家族的男声也能唱出明亮、通畅、穿透力强的highC以上的长高音,其他的还有委婉、秀丽的壮族嘹歌,悠扬的蒙古长调,高亢、明亮的藏族山歌等等,这些别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歌在青歌赛上的展现都给评委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说明原生态演唱的歌唱技巧并不亚于音乐学院的“美声民族唱法”,这些唱法也是中国的民族唱法,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别样魅力,正激励着音乐界人士去发掘、探索。中国真正的“民族唱法”也存在于戏曲中。众所周知,我国地域广阔,各地都有自己的地方语言,因此历来是“字同形,书同文,但语不同音”。也正是这各种各样的方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戏曲。戏曲通常是在乡俚小调、说唱艺术等民间艺术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吸收了所在地域的语言特点,戏曲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民间艺术的“活字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由于京剧比较普及,加上它本身在声乐上的成就,足以说明它的科学性。对任何剧种来说,唱腔都是最重要的艺术手段,通过唱腔所树立的音乐形象也是最动人的。京剧的唱法讲“五音四声,要讲反切发音,要讲平仄韵律”,这些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艺术财富,是创新改革的捷径。由于戏曲要讲以字发声,强调字音的反切,以梅兰芳先生的话讲,就是要字清,音纯,腔圆,板正。因此戏曲演员在演唱时的发声部位比一般歌唱演员的发音部位要靠前一些,不像歌唱演员那样从喉部的后部发音。戏曲在演唱时,还特别要强调吐字有力,在强调唱腔的力度时总是把字和唱腔结合起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唇、齿、舌、牙、喉五音。如果演唱戏曲时还像歌唱家那样从喉部的后部发音,自然是五音不准,也就没有戏曲的韵味了。
拿中国京剧的发声方法与西洋唱法相比较来说,“京剧的女生在花旦和老旦用嗓方面有原则上的区别,老旦用真声,到高音区转半真声,从生理上说和男声发音生理状态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花旦唱法则是以半假声和假声为基点的唱法,这种唱法又和西洋唱法的女声相似,不同的是京剧花旦唱法用“头共鸣”,不用“胸共鸣”,而传统美声的女生则头、胸共鸣一起用。”实践证明,京剧的十六字决“气行于背,气贯于顶,勾住眉心,脑后摘筋”也可以适用于美声教学,这些都说明,意大利的美声发声方法与京剧的发声方法在原理上基本是一致的。实际上,美声唱法也是发源于意大利的民族民间唱法,只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后来又被推崇为世界上最为科学的声乐演唱方法,因此被全世界人们争相学习模仿。在中国也不缺少这样优秀的唱法,只不过我们没有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沈湘也曾说:“只有不科学的人,没有不科学的剧种”。中国戏曲在实践上已有自己一套完整的体系,需要的是加以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以实现从“知其然”向“知其所以然”的飞跃。面对当今中国乐坛的流行唱法占主流,民族唱法占很少比例,美声少有人问津的情况下,中国的戏曲、传统民歌根植于本民族土壤,顽强的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空间。纵观历史,从古至今,一般具有浓郁民族特征的音乐,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不同的时期都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比如高山流水、广陵散这类古曲绝对是民间音乐,也在当时的皇室以及群众中非常流行。再看近代的,如红灯记、沙家浜这些样板戏,也曾经流行一时。80年代末在广东福建一带最先流行起来的一种通俗歌曲叫做岭南乐派,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虽然融入了欧美文化的一些配乐方法,大众都能理解,因为其中最大的元素还是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再看如今,周杰伦、陶哲、王力宏等一批年轻的音乐人,更是认识到了歌曲民族性的重要,即使是一些说唱、摇滚之类的音乐形式,内容却还是具有民族特征的。美声唱法本来就是舶来品,以美声的歌唱技巧演唱着我们不熟悉音乐旋律,又加上大多以意、德、俄等外语演唱,很少有人听得懂,就更谈不上欣赏、传唱和流行了。
从听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还有一大部分人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如果我们的民歌演唱的是本民族熟悉的旋律,用自己的语言演唱,运用自己本民族的独特发声技巧,这样的民歌将会很容易被传唱,也更容易被普通的广大群众所接受。原生态的民歌手,如唱西北民歌的阿宝、朝鲜族的卞英花、苗族的阿幼朵、侗族大歌组合能在全国走红,而且频繁活跃于各大电视媒体这说明原生态的民歌有着广大观众群体。因此,中国真正的“民族唱法”存在于戏曲中,存在于原生态的地方民歌中,在民族声乐的演唱与教学领域,也应在掌握基本的演唱方法的基础上注重演唱风格的创新与发展,使学生掌握对于不同风格的作品作出发声技术的局部调整,而不是把声音固定到某一种声音模式中去。在发展和继承民族音乐的时候应更多的考虑到风格、特点的问题,技巧的完善也应更重视中国戏曲、曲艺,中国民间音乐中的演唱技巧,而不是舍本逐末的去追求美声的发声方法和结合一点中国戏曲中的咬字的特点,这不利于中国的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唱法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和不同的题材又决定的作品演唱的风格和演唱的韵味的不同,而且是随着人们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而不断的发生变化。真正的“民族唱法”应该是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属性和美学品格的,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民族的发声方法中进行深入的探索。作为音乐工作者应积极探索中国戏曲、曲艺以及地方民歌中独具个性的演唱方法,发掘、创作风格各异优秀的民族声乐作品,为丰富、繁荣民族声乐舞台做出贡献。同时也期待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更多的民族声乐流派,有具有更多不同风格,不同演唱方法的歌唱家把各具特色的民族歌曲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