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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传奇在传奇小说发展历程中的承前启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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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传奇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样式成形的标志,经历了自身萌发、成形、发展以及成熟整个过程。作为新的古典文学样式,唐传奇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确立又在自身发展中启示后来文学,即独特的承前启后性。初唐传奇前与汉魏六朝志怪,后与唐传奇之间具有承前启后的关联则明显体现出这一特征。

关键词:初唐传奇;传奇小说;承前启后;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01-03

一、初唐传奇泛说

学界大都一致认初唐传奇为古典文学的小说样式,其代表作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传奇小说作为中国正式小说创作的标志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史的关键一节。我国小说的缘起早在唐代传奇之前,甚至是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之前。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已明确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此说一般被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但又交代了小说处于稗官野史之中。其后有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稗官所载为野史,故“小说”的定位一开始也近似于杂记野史。而中国稗官的起源又可继续往前追溯,虽不能断定小说的起源与稗官为同时的,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左传》中的叙事特征已然昭示小说的雏形。因此说初唐的传奇已是中国古典小说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与发展历程,唐传奇在叙事和主题上也有更为深入化的体现。

二、初唐传奇与六朝志怪

初唐传奇是以《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二篇为准。而关于志怪小说,其产生与兴盛的整个阶段是汉魏六朝时期。学者刘叶秋认为魏晋志怪大约分三个类型:“兼叙神仙鬼怪(晋干宝《搜神记》);兼叙山川、地理、异物、奇境、神话等(晋张华《博物志》);神仙传说,以人系事(晋葛洪《神仙传》)”。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神奇诡谲,幻妙奇特之貌。究其原因,大致为:志怪作为道听途说之文而少了内容等方面的束缚,变得更加灵活自由,叙事和主题表达方面更具有传奇色彩。魏晋时期玄学的影响下,好长生之术,故多灵变鬼巧之论,同时受佛教思想影响,奇异之事亦多被传言。不过,早在先秦已有诸多神话的想象,《山海经》、《楚辞》以及《庄子》的寓言篇章记载着神话。而《左传》、《战国策》和《史记》也开了描绘战争、刻画人物叙事先河。总之,古代神话以及史传都给小说的萌生奠定了基础。

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主要有《列异传》、《幽明录》及《搜神记》,此以《搜神记》为样本与初唐传奇《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进行分析。《搜神记》一书本身最明显的特质是言少篇目简单,尤其第一卷《神农》、《赤松子》等篇目更为简短少言。因而说志怪本身更重于搜集记录奇异人事,并未对增设情节而成书,其与唐传奇有本质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但从《搜神记》中的一些篇目能够看到唐传奇的前身。

第一,在小说叙述故事的开端方面,志怪小说《韩凭夫妇》中的故事开端直接交代,故事线索简单明晰,无多铺垫,如:“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有意安排了故事的最后结局,并且有提示警示的意图,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这是小说创作的意识,在述说故事中顾全到结局。初唐传奇《古镜记》就注意到安排古镜最后的结局,《补江总白猿传》也完成交代了白猿之子长大后的结果。第二,在叙述语言方面,《干将莫邪》志怪小说的叙事语言比较简短,不如唐传奇的丰富。“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略有“微言大义”遗风。尤其是《董永》一文,即以少言字句阐述两件事情:一董永卖身葬父,二巧遇仙女。并且在叙述的人称主语上都是一致使用第三人称,似有转述之态,亦道故事之貌。初唐传奇语言以四言句为主的杂言行文,多有较长句子。第三,在人物个性上,有尝试用语言突出人物的特性,如《李寄》中“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哉?”则体现出李寄之孝,但是《搜神记》中更明显的是简单的言语对白,无人物性。如:《千日酒》中狄希与刘玄石的对白“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宋定伯》中宋定伯与鬼的对话:“我是鬼。汝复谁?我亦鬼。欲至何所?”等皆无人物说话时候表情的描述,仅仅注重说话者的内容,使得整个事件交代完毕即可,此点,初唐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也是一样的。第四,取材上志怪与初唐传奇有密切关联。《补江总白猿传》中“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酒的功效似有《搜神记》中《千日酒》一醉三年不醒借用痕迹。其猿猴盗女的故事也和《搜神记》中蜀猴盗取妇女有密切相似性。

另有学者认定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本质区别是“有意识”与“无意识”创作。但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塑。六朝志怪小说集《搜神记》里的《韩凭夫妇》、《干将莫邪》、《董永》、《千日酒》、《李寄》等篇目就具有了较为明确的主观虚构性。如“西王母在《山海经》里是一个人面兽身的可怕的怪物,但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西王母变成人人喜爱的仙姑美女了。”可见,六朝志怪与初唐乃至后期唐传奇之间的创作同样是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彼此是互相联系起来的。但六朝志怪多有回归现实,增加真实性;又以现实为据要,增加可信度,其不同于小说的完全承认虚构的现实。如:《韩凭夫妇》“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干将莫邪》“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李寄》:“自是东治无复习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但到初唐传奇,则虚构性更加凸显,围绕古镜与白猿所进行的故事,较明显是虚构的。另,“六朝小说都只截取某一个生活片断,来描写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唐传奇则比较全面地采取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大致说来,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是主题突出而叙事尚不成熟的阶段,这符合小说创作样式发展的规律与轨迹。小说的创作首先是基于主题而来,在主题之外才有了其他方面的创新和完善。实质上初唐传奇志怪遗风依然很明显,只是其作为小说在叙事语言等方面进一步发展而形成新的文学样式。统观魏晋志怪小说和初唐传奇,最主要体现的是对于前代小说的继承,也是古典传奇小说的先河与初始阶段,但是这个初始阶段为唐中期乃至以后整个唐代的传奇小说的成熟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迈出了唐传奇创作的关键转折。

《莺莺传》中多处引述五、七言诗句:

“《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古镜记》中则多四言齐言句:

“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

四言诗和五言诗之间的整个过渡线索是:“《诗经》―《楚辞》―两汉抒情诗”。此过程强调五言诗突破四言诗而出现归功于两点:第一是突破了四言诗的节奏模式;第二是抒情和叙事表达的内在需要。因《诗经》具备四字齐言的最高成就,关于四言的句式、韵律、节奏等都是最成熟的,因而要取得突破则在形式以及内容上都得取得变化。关于五言诗,还需要明确的是五言格式与五言句式的差别。五言格式大致是力求韵律上的节奏整体(即唐诗),一句里是五个字五个音节,五言句式则立根于内容及意义上(在于表达,即传奇)。具体说来大致是:“唧唧复唧唧”和“生年不满百”的差异。七言也是同样的道理。

综上,主要从完整成熟的小说三要素(人物性格形象、情节以及环境)去比较初唐传奇与其后传奇的差异和联系,可以知道此时的唐传奇以及具备了成熟的小说的各个条件与标准。

四、结语

从初唐传奇入题,进而分论其与六朝志怪以及初唐后期传奇的关系,旨在于将初唐传奇置于其前代以及后代的文学样式中进行对照和关联上的探析,探求中国古典文学样式有的传承性与发展性并存的特质。从初唐传奇与六朝志怪以及后期传奇中,文学的承前启后性就很明晰了。明代胡应麟先生在其书《少室山房笔丛》中说:“故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一曰传奇,……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人。”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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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