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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思想在先秦时期的道、儒、法家的思想体系中都有表达,但意义不尽相同。如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由于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所以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他们分别是道家、儒家学术规范化的开创者,道、儒思想被后世认为一个是出世,一个是人世,那么他们的一‘无为”思想又有何差异?。 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体系都非常庞大,尽管《老子》只有五千言,《论语》也不过数万字,但它们却是中国以后的思想源尖,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突出重点,我把他们的“无为”思想定位在政治和人生领域中来比较。
一、政治领域的“无为”思想
老子和孔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都主要是相对于统治阶层而言的,希望通过对现实政治舶改良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二人都从统治者的品质与社会政策人手。
1.对统治者品质的无为要求
老子讲“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要求统治者向他思想体系牛的圣人――“道”、学习,进行自然而然的自化方式,让民众在君主的无为政治之下使民众按其本性自由地发展,达到有为状况。他的。“无为;是让君主无为,而让民众有为。那么统治者怎样才可以做到“无为”呢?老子要求他们不恣意行事厂不播弄造作,超越主观的执着与专断的判断,依循着自然的规律而不强作妄为,仅仅起辅助作用,任凭各启的生命开展其丰富的内涵。他要统治者发挥创造力,而不可伸展占有的冲动。“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看到很多纷争都是由统治者的欲望引起的,所以他很反对统治者有欲望,要求他们收敛自己的欲望,把欲望看柞是扰乱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求统治者不要留恋难得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作到“不欲以静,―天下自正”。统治者的品质是自然的要求,是“道”的表现。
孔子讲“恭己正南面”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子正人先正己伪政治主张。“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认为治理天下,关键在于提高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作出表率,而达到“正其身,不令而行”的无为而政令可行的效果。孔子的无为强调的是自身道德修养的感化作用,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风,必偃”。而且“恭己”还含有要求统治者抑制权力欲和物欲的意思。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不欲,虽赏不窃’”。认为制止民间多盗的现象,在于统治者收敛自身的欲望。孔子的“无为”目的是使君主能够达到榜样的带头作用,而使人民效仿,达到政兴人和的局面。
老子的“无为”思想要求君主只需遵循自然规则,充分发挥民众的能动性去成就大众的事业,然而孔子的“无为”思想则要求君主不断努力进行自我完善,使其道德水准达到一种能够影响民众、感化民众的境界,在民众中培养道德自觉。
2.社会政策的无为思想
(1)举贤任能。老子在这方面的论述持不赞同的态度,他认为举贤任能是一种“有为”的态度,以为这样做是一种“欲”的表现,民众会刻意追求贤能,会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伪饰的道德。“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在这里老子把“尚贤”同“难得之货”和“欲望”等同起来,认为社会一旦产生一种共同的利益目的,人就会扭曲自然本性。孔子认为举贤任能是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的良方。在《论语》中,孔子认为舜之所以天下大治,就是因为他能善于用人而达到舜的“无为”。善于用人,国君便可以优游无为,甚至只要善于用人,国君就算无能,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危害。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但在这一层面上的“无为”却是有相似性的。老子不用贤能是为了让民自为,而孔子让臣民来引导民众使君王无为。
(2)为政以简。“简”具有简单、简朴、简洁等义,因而在某些层面同“无为”有一样的意义。而且“简”与“繁”相对,“繁”必然要劳民,要干涉。老子认为国家的政策必须要简单,不可繁琐,否则什么事都干不成。“治大国,若烹小鲜”,政令不可反复无常,不可朝令夕改,要让民众处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之下,正如现在所说的“稳定是繁荣的基础”。孔子虽然自己没有明确表达“简”的思想,但他通过赞同别人对“简”的认识而反映了“简”的观点。“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居敬而行简,以临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朱熹以为这里的“简”在于“事不烦而民不扰”。老子和孔子在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3)有功不居。在这一点上老子和孔子取得了共识。老子认为人类社会争端的根源就在于人人扩张一己的占有欲,所以主张“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弗有”,“弗持”,“弗居”,即消除一己的占有冲动。统治者要作到这一点就需要“大邦者下流”,要有“为天下谷”、“为天下溪”的精神,具有“不为天下先”的大度,以自己的功劳去成就别人的功劳。孔子这样赞叹舜禹的功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舜禹拥有天下却不以其位为乐,视之如不相干之事,那么他们治理天下必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是,而应顺其自然,无为而化天下。这说明老孔两家都认为君主的最高境界是“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万物而民弗持”。这也是他们顺应自然,反对主观成见的当然结论。
(4)不言之教。作为一个统治者,进行教化是一种建立共同精神支柱的重要手段。老子认为统治者只要行“不言之教”,就可以作到人尽其用,物尽其用,各因其性以成就各自。老子的“不言之教”是“无为”政策的一种具体表现,在语句结构上表现得非常清楚。“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是“不言之教”的前提,而“不言之教”是无为的具体方式,他的后果就是“无为之益”。在《论语》里,孔子也很推崇这种教育方式。“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天并不说话,然四季自然交替运行,万物自然生长,这是天的不言之教。尽管这段话是孔子关于教学而言的,但也可以用在统治者教育民众方面。在有榜样的前提下,由于民众在内心深处是“性相近”的,民众可以用榜样的行为来反思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发展。
二、人生领域的“无为”
面对当时不尽人意的政治状况,老子和孔子尽管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但是并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老子进行了逃避性的隐居,尽管孔子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豪情,但在现实社会中常常碰壁,有时也难免有一种“命该如此”的顺从。
老子在人生方面的“无为”是出自全性保真的人生策略。他采取的是不与浊世同流的办法。“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僳僳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飕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不与浊世同流,便退而自全,可以做到“无为故无败,无持故无失”。这便是老子“无为”的人生观,是一种不涉入众人之中,使自己的精神保持一种不为凡尘所累的超脱。
孔子反对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是、固执己见的人生态度。他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人生规则,要求凡事不主观臆断,不固持己见,不可武断,不自以为是。在这一层面上消除了自我,强调了“无为”。其实质是在孔子思想中还没有完全将“命”的色彩抹掉。他要知“天命”,“知天命”在一定意义上就要求人只须遵循一种已定的路线进行,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无能为力的“无为”。正因为孔子知天命,所以绝不可以主观为是去违背它,而是努力去适应“天命”。这种顺应型的“无为”在孔子布道的过程中起到了自我调节的作用,是其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信心的表现。当孔子被匡人围困时,以自己的无为的人生态度表达了一种乐观。“天之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尽管二人在人生态度上都抱有一种无为的精神,在消除自己物欲,在精神的功效方面有相同点,但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异。老子的无为是出于保全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贵身的念头,畏缩和逃避的色彩比较浓厚,而孔子的无为含有很强的自信成分,有时还有天命如此,外界对我无能为力的“无为”的大气。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老子和孔子都具有“无为”的思想,但二者的不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老子的“无为”是在“道法自然”的条件下强调一种个体的自然本性的自觉,目的是使人类的统治打上自然法的色彩,思想的主体性具有普通个体的意味。而孔子的“无为”是在理想人格的带动下的一种感化,尽管个体具有自觉,但他是一定道德的坐标体系内的自觉,个体首先有一种道德的取向判断,不是自然性的无为自觉。这与孔子的道德目标相一致,要想有无为的举动,就必须有有为的前提。无为只是对有为的调节,而不是有为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