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语体诗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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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体诗，即用口语写作的诗。唐代语体诗的创作呈现繁荣的局面，创作者不仅包括僧人、人民大众，而且包括文人。语体诗与正统诗歌互相影响。

关键词：唐代；语体诗；创作；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3-0112-02

一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种辉煌不仅体现在国力与经济上，而且体现在文学方面。唐诗更是文学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到了唐代，诗的各种形式都已完备，并且产生了大批优秀诗作。后代诗人在题材、技巧方面的进一步开拓，在唐诗中都能找到端倪。而且，诗这一文学形式在唐以后再也没有到达曾经达到的高度。唐诗繁盛的原因，前人已有诸多论述。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在于“以诗取士”，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可以商榷，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种思路。20世纪下半叶，唐代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成果，例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等。他们或从政治制度方面探讨，或做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或从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或从学术思想、文化建构方面分析。但是，这些专著大多侧重于雅文学方面，探讨的是正统观念下的诗歌，而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似乎还有一些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例如唐代的语体诗。

长期以来，由于史料以及观念的限制，我们对于“唐诗”这一概念的理解局限于正统的文人诗歌。20世纪初，白话运动兴起之后，胡适作《白话文学史》。因为有替白话文造势的原因在，他将“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如果单纯就语体诗作探讨，这样广的范围不免与正统诗歌有所交叉。项楚等著《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认为唐代“存在着一个游离在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与其他诗派不同，它不是文人诗歌内部的一个派别，它与文人诗歌分庭抗礼，共同描绘出唐代诗歌博大宏伟的辉煌全景”，因此此书将禅宗偈颂作为重点来研究。然而认定“白话诗派”的存在及其与文人诗歌分庭抗礼，中间还存在很多问题。禅宗偈颂自成一个系统，它的发展和影响可另立专题；白话诗的创作并非与文人诗歌判然独立，它们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用“白话诗”这一名词指称此类诗歌也欠妥当，《唐代白话诗派研究》中亦说“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因此本文采用“唐代语体诗”这一名称。

二

语体诗，顾名思义，即用口语写作的诗。实际上，这种记录下来的诗与口语仍有距离，不过跟文人诗歌相比，显得非常生活化，非常通俗。它比民谣讲究形式，但大都不拘声律排对，是处于民谣和文人诗之间的诗歌形式。唐代语体诗的代表人物可推王梵志。王梵志，生卒年月不详。据胡适、郑振铎、张锡厚等人考证，他约生活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下叶。王梵志诗在唐宋曾广为流传，有多种著述称引。《宋书・艺文志》著录王梵志诗一卷，宋以后，其诗逐渐失传，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亦未收录。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王梵志诗集》的多个写卷随之重见天日，王梵志以及唐代语体诗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王梵志诗展现了广阔的下层社会的生活，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有对世人的劝诫，还有人生哲理的抒发，比如：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

你若是好儿，孝心看父母。五更床前立，即问安稳不。天明汝好心，钱财横入户。王祥敬母恩，冬竹抽笋与。孝是韩伯俞，董永养孤母。你孝我亦孝，不绝孝门户。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看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虽然语体诗大抵具有整齐的形式，但是在语言风格、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与文人诗歌截然不同的特征。它不重视语言的诗化，没有婉转曲折的描写和抒情，而是用口语去叙述和议论，形成质朴直白的特征。任半塘在《王梵志诗校辑・序》中说：“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其所说“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实可称为语体诗的总体特征。

近代以前，没有关于语体诗的影响的论述，但我们仍能从侧面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皎然的《诗式》赞扬王梵志诗“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诗僧寒山更承王梵志衣钵。宋代，由于禅宗和诗坛风尚的影响，许多人模范王梵志的诗歌。到了现代，王梵志的影响和意义逐渐被人们发现，胡适所称赞的“三五个白话大诗人”，“第一位是王梵志”；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他们主要从提高白话的地位出发，所以更看重语体诗在通俗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及影响。《王梵志诗校辑・前言》引用内田泉之助的《唐诗的解说与鉴赏》说：有人认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也存在着采用民间口头语言，尝试作自由率直表现的一派。这种风气，由初唐王梵志、中唐顾况的提倡，并在元、白的元和体中得到了发展”；而《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说：“王梵志白话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白话通俗文学的崛起。……直接影响，便是开创了唐代的白话诗派，寒山、拾得直接继承了王梵志白话诗的传统。至于王梵志诗犀利泼辣的风格，对于形成宋诗重视理趣的特色也不无作用。”对以王梵志诗为代表的语体诗做了极高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仅涉及到语体诗的发展，而且关乎文人诗歌的脉络。

三

然而语体诗与文人诗歌的关系不单在于一种简单的影响，文人同样参与语体诗的创作，而且不是偶然的涉足。《全唐诗》著录谐谑诗四卷，多是语体诗，例如权龙褒的《初到沧州呈州官》：“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间一群汉，聚坐打杯觥。”杨鸾的《即事》：“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更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鸾。”类似的诗作，通常被记载在笔记小说里。例如《隋唐嘉话》载：“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本事诗》载：“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悍，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氏之风轨，中宗渐畏之。内宴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唐摭言》载王播少孤贫，客惠昭寺，随僧斋饭，诸僧厌烦，后出镇于此，“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又载：“李白《戏赠杜甫》曰：‘饭颗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只为从来学诗苦。’”怀疑此诗非李白所作的大有人在，而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可见他认为此诗为李白所作，而且是用“唐人语”。通过这些零星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创作语体诗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非常普遍的。借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语体诗的创作并非与文人毫无关系，文人也在积极参与语体诗的创作。

再看民间的语体诗创作。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首先指出：“很有可能，王梵志的名字已经和一种多少照他的方法模仿写出来的新诗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这种诗中得到启发，并把这一切都归于王梵志笔下。”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歌辞集总编》中说：“‘梵志’二字为释门用，指在俗之人有志求梵天之静寂者，每易为同道之人共同托名。故‘梵志’名下，究竟一人，抑不止一人，已可能是问题。”而项楚先生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认为 “现存‘王梵志诗’实际上包括了从初唐（以及更早）直到宋初的很长时期内，许多无名白话诗人的作品”，其中“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作品主要产生在初唐时期”，“作者主要是一些僧侣和民间知识分子”，“一百一十首本王梵志诗”“主要是盛唐时期僧侣们的创作”，“一卷本王梵志诗集……由晚唐时期一位民间知识分子编写”。王梵志这位白话诗人的存在虽然可以肯定，但是现存的“王梵志诗”却是集体创作。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本中还有大量的民间诗歌，项楚著《敦煌诗歌导论》将它们分为咏经典、咏史事、节令诗、家训诗、礼俗诗、学郎诗、杂体诗、歌谣、其他等类别，其中一些亦为语体诗，并不带宗教气息，例如：

遣子避醉客，但依严父教。路上逢醉人，抽身以下道。过后却来归，寻思也大好。

今照（朝）书字笔头干，谁知明振实个奸。向前早许则其信，交幻者人不许（喜）欢。

四

把文人语体诗与民间语体诗的创作结合来看，也许我们要对唐代诗坛做一种新的考察。文人对语体诗并不重视，而主要把它作为一种即兴的嘲讽的手段，这就使得他们并不留心这些作品，所以文人创作的语体诗大致随生随灭，得不到很好的保存。而民间语体诗虽然题材多样，流传甚广，但保存情况更差。如果没有敦煌藏经洞，它们会永远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在当时，敦煌并非诗歌创作的中心，这么偏远的地区保存这么丰富的语体诗，我们可以相信，其他地方有更多的语体诗被时间淘汰了。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流传下来的唐代语体诗仍能说明：在唐朝，语体诗是流行于全社会的，语体诗的创作者包括上层士人与下层民众。如果用严格的文学标准来评判，禅宗偈颂固然不能归为诗歌，语体诗中的大部分也要被剔除到文学殿堂之外。但是语体诗的价值主要不在文学方面，而是在于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通过这些语体诗，我们能更充分地了解唐代诗歌的繁盛情况。而这么深厚的诗歌创作土壤，对于唐诗繁盛局面的形成应该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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