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6000米古城墙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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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山海关西城墙外的山海关古城墙保护工程办公室，是一个小小的指挥所，在实际只有八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指挥所指挥着10支施工队伍，用了将近800万块砖，30万方土，将6000米的山海关古城墙复原了。
我们是用心在做这件事
在山海关古城墙修复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古城墙保护工程现场项目部主任赵仓群，我们惊讶于他的年轻，并且他给了我们一种很特殊的感觉，腼腆然而干练。
项目是2006年李长春同志过来后开始立项的。相当于现场办公吧！国家全力支援。当时特别急的是做方案，前期方案是在2006年做好的，正式开工是在2007年。当时确定的竣工时间是2008年6月30日完成收尾工作，当时说的收尾工作就是完成城墙的整体，因为涉及到城墙附属的还有包括护城河等好多项目。6000米的城墙维修要求在奥运会之前完成，像护城河等其他项目可以排到奥运会之后再做。
我们2006年12月中旬开始设计现场。2007年1月份我到山海关报到，然后就开始选择办公场地、人员安排等工作。当时自己问自己说我能做得了吗？我以前也做过勘察设计、规划，但是项目都比较小，像古建筑维修工地能达到几十个人就感觉人挺多了。现在这个工作责任太重大了，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但领导说没问题，让我好好做，他们全力支持。
大家都是临时组织来到这里工作的，最初来的时候也就七八个人，中间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这个项目从始至终，大家都在猛劲往前做。基本上每周晚上都要开一次会，沟通一下，互相帮助出出主意，当时哪一摊都有事，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开始时有点手忙脚乱，一二标段开工了，但是拆迁、交通、场地、水、电等还都有点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边干一边解决的。每天都是打电话来问灰在哪儿放，水怎么解决等问题。当时我和张工就忙这些事情，也包括我们内部的磨合，因为大家都是从各部门抽调上来的。后来大家逐步明确了谁负责什么问题，连会开的都少了，因为会主要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少了会也少了。
修长城是酸甜苦辣都有的。刚开始我还想和张局长请假，一是家里的事，这几年我一直在外边，孩子从幼儿园到现在上五年级了，自己也一直没有管过。再一个也想安安心心地上学深造，把原来的很多东西沉淀一下，做一些勘察设计的工作。但听说局里已经定了让我来负责这个项目，我想就当直接实践吧，二话没说就来了。一年365天，我300多天都在山海关，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越干越紧张，从去年就是这种状态。
我在这个项目过程中收获了太多。从专业角度来讲，接触了很多专家，增长了很多知识，包括对文物保护的理念、技术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做人做事方面更是如此，这次维修大概有千人左右，有时候还要多一些，这还不包括管理人员，这个阶段管理人员大概平均有六七十人，参与这个项目的专家有十多个，与他们的交往和交流让我受益匪浅。
但最让我们感动的还是省文物局张立方局长的那句话：“事实证明，修复山海关选的这批人，是用心在做这件事。”
保留长城能使人产生沧桑感的状态
来自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次立新，是负责山海关长城修复项目设计工作的。山海关长城修复过程中的每一米进程，都最先在他的设计图纸上呈现出来。
设计这块儿，我们是2006年5月22日正式进场，当时要求7月初拿出方案。我们要设计的长度，关城4700米，东罗城1100米（东罗城先期有两块方案已经出来了）。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设计时间，非常紧张。而长城修复必须要去现场看，因为长城有明代的有清代的，它们有各自时代的特点。就是走马观花的把需要修复的这段走一圈也要一天的时间。当时还要测量、画图，而且很多民房已经盖到长城里边了，有的地方长了很多树，根本就看不见长城的状况，对设计来说有很大的难度。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个小组，专门做这个设计方案，7月方案出来后在山海关开了专家论证会。
2006年8月一直到2007年2月，我们分标段做施工设计，并进行招标。2007年2月底后，我们把设计纳入到办公室的日常管理中，让设计常驻现场，专门做这个工作。从3月份开始，随着现场的拆迁，根据文物的修缮特点，设计跟着施工走，施工中遇到问题了设计就要跟上来进行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在不断完善，省局还成立了专家组，解决各种重大问题。
工程进行中开过4次重大专家会。地基基础因为老百姓盖房子有了很大变化，2007年4月，针对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开了专家会，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西南水门遗址发现。这个遗址，上个世纪50年代塌了被埋，当时设计时我们知道是在这个位置，但是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等把这里清理出来，发现水太深，已经不可能在原位置重修了，所以又开了专家论证会。第三次是今年4月份关于瓮城遗址保护的问题，当时遗址已经清理出来了，在北门城台上我们清理出了直奉战争时的战壕，这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第四次是6月15日，关于城墙监测的论证会，山海关城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加了30万方土，780万块砖，在城墙的原体积上，加上这么重的东西，地基的荷载有没有变化？所以需要监测，监测稳定性。
对一个大的工程来讲需要有一个专家组。按照程序，如果河北把问题报到中央，中央再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解决，起码要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由河北来召集专家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这些专家有施工、结构、水文地质、文物保护等各方面，遇到重大问题，他们给我们提供技术保证。
设计单位常驻现场的形式，对这个项目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驻现场，对现场问题很了解，随时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到达现场，而且对长城修复来说，很多问题是需要现场解决的，这种模式非常有效。
城墙经历过几次大的维修，每次用的材料、做法都不一样。文物修缮的一个原则是尊重文物的真实性，还有就是安全性。真实性主要是清代的要按清代的修，不能修成明代的，包括城墙上的战壕、墙壁上的枪眼，这些都要在不威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保留。
我们现在提出在山海关古城开发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城的历史信息，不再用“修旧如旧”这种提法了。对于“修旧如旧”的提法，大家认识不一样。什么是旧？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识是相距现在时间最长最先建的形式是旧的；还有一种认识是今天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保留下来的这种状况是旧的。如果你要按第一个旧来说，就要把今天的古城修成与最初一模一样的那种形式，这样的最旧实际就成了最新。要按保留历史信息的大小来说，今天保留的这种能使人产生沧桑感的状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旧。山海关古城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仍在使用的、也就是活着的山海关，无时不在进行着新陈代谢，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年龄面貌上，这是客观法则，不容抗拒。
把图纸变成实物的城墙――我们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做
项目工程技术部主任张枫主要负责现场，他手下的几个人分别负责几个标段，有时6个人，去年5个人，今年包括他自己是4个人。
张枫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城墙转悠，然后眼看着那些设计图纸变成实物的城墙。
城墙主要是砖石结构，涉及不到木结构，没有彩画油饰。所以城墙维修涉及的技术类型不是特别多，主要是砖的砌筑、土的夯实、还有砖的替补，补砌剥落墙体。
城墙砖根据设计要求，由建设单位统一采购、统一定制，然后发给施工单位使用。我们现在定制城砖主要是根据设计标准、尺寸和强度来采购的。明长城城砖原来没有技术参数，我们只是参照原来的强度和尺寸，尽量的与原城砖贴近。现在城砖有六七种规格，最常用的是39公分×19公分×9公分，是长方形的砖，方砖主要是做地面用的，是37公分×37公分×7公分。
施工的时候我们严格按原来的方法去做。采用传统方法、传统工艺、传统材料。夯土采用黄土（塑土），按设计要求先制成模板，把土分层夯实，每层土按照要求铺土25公分，压实系数要达到0.9，一般夯五层或者六七层，夯到一米或者一点二米左右，把模板拆掉，把挨着模板的土切掉15公分左右，要切出坡度的形状，因为原来的也是有坡度的，然后再用规定的城砖把墙包起来，这就是土筑砖包法，是城墙的传统做法。砌筑、灌浆、勾缝等也都用传统的，灌浆都是用生石灰，市场上出售的熟石灰我们都不用。古建遵循的是尽量用原来的方法和工艺材料，这样才能尽可能恢复文物的原貌。
城墙的轮廓是按城墙现存的轮廓设计的。虽然外墙残缺，但是它的弧度还是存在的，设计也是按现存的城墙轮廓来设计的。有弧度的城墙虽然比直墙要复杂一些，但是也不存在什么困难。我们来时山海关城墙的情况不是很好，墙拆掉后里面都空了，成为空谷，外墙有的和里面的砖都错开，一块砖变成两块，移位了。有的外墙不是很平，有一些曲线，主要是基础变化导致墙体变形。
不同的方法用于不同的病态状况。整面墙的稳固性没有问题，但是墙面有一部分砖已经坏了，这样的情况就采用替补，把坏掉的一两块，甚至几块砖都替换掉。如果一块墙整个掉没了，或者已经空了，就要把这块全补上。
在文物修缮中，我一直提倡保守不提倡创新，包括手段，要以传统为主，这样才能保留古城墙原貌。凡是原来的东西都有信息，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信息在里面，所以只要从现在的技术手段和城墙的安全考虑可以留下的我们就尽可能多地保留。
现在一共有10家施工单位在现场，虽然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资质，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工程，我们要求各单位要尽量统一，这方面可能比较费事、麻烦，一件事需要说十遍。
我在山海关的时间比在家多，虽然很累，但是很愉快。很多条件都是边干边成熟的，过程很艰辛，但是看到它一点点完成还是很高兴，作为个人有幸参与这个工程，最后工程完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自豪感。我们的这个工程要载入史册的，多少年后，后人再查的时候谁修的哪一段都会有记载，我们始终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在做这项工程，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