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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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式房价飙升如此坚韧持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预测也落空失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在《宏调的逻辑》一书中，对处于改革、转型、发展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以及新世纪15年来宏观调控进行观察思考，以期“对未来政策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卢锋教授看来，当代经济史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史，基本可用三句话描述：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宏观政策运用“治冷难治热”；宏调工具选择“偏于宽泛化”。过去十年中国的房价乱象，以及实际汇率升值、货币过度扩张、宏调政策托市、供地垄断体制影响等房价增长的四大动因，只不过是中国转型环境下宏观经济调控矛盾与问题的剪影之一。

按照卢锋教授的说法，中国参与宏观调控的部门有十多个，堪称“九龙治水”。

宏调工具和手段多达30多种，在设计原理、目标对象、使用频率上多有差异，可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总量参数型工具”，货币信贷数量扩张的“银根”管理、城市建设用地供地的“地根”控制、对特定行业投资进行准入限制等“准入数量型工具”，主要针对通胀背景下农产品和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采取的“产业调控型工具”，以及直接诉诸国家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行政干预型工具”等四类。

可以说，30多年改革实践持续探索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宏观金融改革，建立新的以总量和价格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宏调政策架构。而在上述“宏调目标过宽、宏调工具过泛、宏调部门过多”的模式下，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的参数性、总量性、间接性调节工具利用受到限制，导致汇率弹性不足和利率相对呆滞；准入性、数量性、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不同程度带来“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更主要的是，宏调宽泛化、产业化、微观化延续时间过长，固化甚至强化转型期体制内残存的非市场性因素，反转制约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实现程度。

限制公权力早应成为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但改革调整深化带来的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寻租空间收窄以及利益之间的角力博弈。

“一些行政部门干预之手反倒越伸越长”，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差异性与歧视性准入管制层出不穷并逐步蚕食微观产权与市场领域，这难免会抑制市场经济内在活力，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由此产生体制转型不进则退的效应，会对市场主体的长期稳定预期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可能造成宏观调控本身的混乱。

仍具较强集中性的转型期行政体制，存在正反馈效应的政策信号，再加上干部选用体制与地方竞争机制、城乡分割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等中国体制转型环境下某些特有的扭曲因素，使得宏观经济运行容易过度扩张，在改革开放前期20余年就至少三次发生。另一方面，识别判断经济形势和调控效果需要一定时间，还受到各类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微妙作用，对政策传导的途径和机理也尚未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事实上，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国情制约下，观察2001年至2011年间统计部门初始与随后修正的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据，可以发现历年都是最初数据被低估，随后的确定值与普查数据调整数通常会提升调高，误差简单加总值达11.1个百分点。这种关键宏观统计数据“最初低估、后来调高”的“系统”误差，无疑会对识别与研判宏观形势引入系统偏差。

卢锋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由深层体制扭曲与宏观失衡交织而成的综合征困扰”，需要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即在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大体可接受水平基础上，通过市场自身的调整出清机制和重建财经纪律，调节早先累积的失衡，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而要根治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体制症结，从供给面发挥提升长期潜在经济增速的边际影响，关键是“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破除垄断、放松管制，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建立完善市场经济架构、规则和秩序”。

要更好地建设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必须引导经济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透明化，这也是宏观经济调控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并逐步转为“宏观经济调节”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标准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既是经济学，也是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