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间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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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一大有趣之处是因果难辨。不知是哪里栽下的因就结成了之后的果，而结成的果又催生出新的因缘。

1979年，当波士顿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与上海的乐手一起排练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偷偷地站在排练厅外听着他们的排练。这个小男孩，在十年后成为了波士顿交响乐团里的第一位华人小提琴手，并且跟小泽征尔同台演出了十三年。这位小男孩名叫黄思敬。

黄思敬的父母都是当年上海交响乐团的乐手。那年十二岁的他，和父母一起住在上海交响乐团的宿舍里。“十二岁是已经可以记事的年龄，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很小，没有观众席，我就站在外面听。”一年后，黄思敬跟随父母移民美国，1989年在朱利亚音乐学校毕业后考入了波士顿交响乐团。

作为美国最有传统的五大交响乐团之一，波士顿交响乐团无疑是黄思敬心目中的最佳归属。“我对乐团是很有感情了。在美国的几大交响乐团中，波士顿交响乐团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乐团夏季的坦格尔伍德音乐节让我觉得能在这样的乐团工作是我的好运气。夏天的坦格伍尔德是室外的音乐圣地，大大的草坪，环境优美。所有大乐团都能够在音乐厅演奏，但像坦格尔伍德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黄思敬对于坦格尔伍德的钟情也源于他刚到乐团的经历：“我来到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第一个音乐季正是伯恩斯坦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就是在坦格尔伍德演出。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但指挥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

除了坦格尔伍德音乐节以外，乐团还有在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厅以及波士顿大众乐团的演出，一年的音乐会超过一百八十场，平均每周四场，有时一天需要演奏两场。这样紧凑的节奏，再加上自己室内乐团的音乐会，这二十五年间，黄思敬没有回过中国。而这次，他会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回到久违的故乡。

乐团里的另一位中国乐手周黎的父母也是1979年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国之行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同在中央乐团交响乐队的他们亲历了与小泽征尔一起的排练和音乐会。周黎的父亲是乐团的长笛手，母亲则是竖琴首席。受到母亲的影响，周黎九岁便跟随妈妈的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竖琴，直到十三岁移民美国。

如今已获得不少国际竖琴比赛大奖并在2009年成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竖琴首席的周黎，也走过一段漫长的音乐求学之路。从寄宿制艺术高中甄特洛根艺术学院到朱利亚音乐学校，从毕业后先在纽约城市歌剧院团担任竖琴首席五年，再到通过重重考试进入波士顿交响乐团，周黎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一路以来都遇到了不少好老师。其中，朱利亚音乐学校的南希・艾伦（Nancy Allen）老师对她影响深远。“南希老师谦逊的为人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都对我和我自己的教学工作影响很大，特别是我还在读书时她就给我创造了许多与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机会，让我学到了许多琴房里学不到的知识，积累了很多舞台经验。”不过，虽然有多年的专业学习和舞台演奏经验，周黎考入波士顿交响乐团也并不轻松。

在业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甄选是出了名的难。乐手一般需要先寄自己的演奏样本，通过第一轮海选后是至少三轮的公开考试。由于每个乐团只需要一名竖琴演奏者，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通过了三轮的公开考试后，周黎与乐团一起试奏了两周，最后还单独演奏给当时的乐团音乐总监莱文听，经过如此残酷的层层选拔，周黎才最终进入了乐团。在她之前，乐团有整整一百二十五年没有招考过竖琴。“我之前的竖琴首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在乐团了。1979年跟随乐团到中国巡演时，她是第二竖琴，待当时的首席退休后，她就直接成为了首席，并没有经过如今这般的甄选。”

有过和不少其他乐团合作经历的周黎说波士顿交响乐团最吸引她的是“和谐”。“有的乐团喜欢突出首席，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大家都会听彼此的演奏。而且，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音乐演奏上，乐团成员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刚刚生了宝宝，大家都非常关心我。”

对于黄思敬和周黎而言，乐团已然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家。乐团制度稳定，运营规范，又拥有自己的音乐厅。此外，由于乐手一旦通过甄选，并顺利通过第一年的试用期后就能和乐团签订终身制的合同，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使乐团团员的更换率非常低。大家常常都是几十年在一起演奏，关系就像亲人一般。

虽然如此，乐团的生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乐团每年都会和不同的指挥、独奏家一起合作，也委约过不少新作品。大众乐团和坦格尔伍德的演出也与音乐厅的乐季不同，所有这些都时时带给他们挑战，也促进他们在演出技术上的不断成长。

有很多亲戚在中国的周黎每年都会回国，不过跟乐团一起回去还是第一次。“如今，虽然有很多国外的乐团都已经到过中国，但波士顿交响乐团是隔了三十五年才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这对于乐团是件重大的事情，我个人也非常激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