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礼与不同文化特质的融合――《礼记》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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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无数的可能性，不同的文化通过选择和整合形成了各自的模式。在此过程中，原先没有关系的两个文化部门之间的结合会使两个领域都发生变化。

以艺术和宗教的关系为例。西方的艺术传统深深地受到宗教思想的浸润，艺术描绘宗教故事与教义，使其家喻户晓，如果中世纪的艺术完全是装饰性的，与宗教无关，那么当代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就会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将艺术定义为对形式美的追求，它可以与宗教无关，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村庄中，陶器与纺织品的艺术形式十分精美，而用于宗教活动的祭钵却装饰粗糙而没有风格，祖尼印第安人认为宗教上的苛求排斥了任何艺术追求；因此，艺术与宗教各有自己的宗旨，相互独立，本无必然联系，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西方艺术因为与宗教的结合而染上了独特的色彩，本尼迪克特认为应该去探究宗教与艺术相互渗透的程度，以及这种交融给宗教和艺术带来的后果。

类似的，中国儒家传统将音乐与政治、道德结合，这种礼乐传统使得礼与乐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乐的元素没有加入到礼的领域中去，周礼的面貌会大不一样；若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中，音乐只是起娱乐作用，我们今天很可能拥有更多的音乐传统，历史上很多风格各异的“淫词艳曲”就可以安然无恙地流传下来了。

礼是中华文化中十分活跃的一个元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着礼之色彩，政治、艺术、生产、教育、仪式无不与礼结合，礼对文化的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即是以礼与乐、礼与教、礼与物的结合为例，来探讨礼与不同文化特质的融合及其意义。

礼的内涵十分丰富，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礼主要界定为纲常伦理，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家庭、宗族、国家等不同层面上的社会秩序。

二、礼与乐

从音乐的本质看，感于物而后动即成音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本身包含了音色、节奏、旋律等，它只是有组织的音，其艺术感染力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与思想无必然联系，故音乐的一个天然作用即是娱乐；同时，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符号，其所指是任意的，本无善恶之分。

正是音乐的这两个特质――艺术感染力与声音符号――分别为政治与伦理与音乐的结合提供了空间，最终促成了礼乐的形成。

音乐的巨大的感染作用，可以改变社会风气，“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这是音乐与政治的一个交叉点；“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而人化物”，人被事物所迁化，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连结物与人的音乐因此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乐从心中出，无法矫饰，“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所以，乐可以成为社会民生的晴雨表，知其乐，知其政矣，此为历代统治者采风的理论依据。

其二，乐与伦理的交叉点在于，音乐同样是区别人与禽兽、庶民与君子的标志，“禽兽知声而不知音，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唯君子为能知乐”；音乐是语言之外的另一种文化载体，特定的声音符号一旦被用来代表某种伦理思想，音乐就有了道德内涵，“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一旦固定，音乐就成了一种濡化方式，音乐因其直接的感染力，有着比语言更优越的教化功效，“故乐行则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至此，当音乐因为与政治、伦理的结合而面目一新时，我们终于可以说，“知乐近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与乐相遇了。

礼与乐原先是两个独立的文化元素，当它们都为贤者所用，成为施政工具时，二者的目标就一致了，礼与乐因此结合，密不可分；礼与乐用于政治，可以说一个是外在化控制，一个是内在化控制，“礼者，动于外者，乐者，动于里者”；晓之以理，为礼，动之以情，为乐；礼乐合一，才是情理兼备，天下归心。

礼与乐的功能相反，“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而饰貌者，礼乐之事也”，在等级制度下，使人民团结，社会和谐靠的是乐的力量；礼与乐各司其职，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一旦协调，便是天下大治，“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古人还为礼与乐的结合找到了更深的原因。礼与乐皆从道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与乐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礼乐之情同”；礼乐与天地四时的运转相通，“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而礼与乐的来源有异，“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这便是礼乐结合的哲学根基了；礼乐就有了两层含义，

既指合礼而成的音乐舞蹈作品，又是一种哲学思想。

音乐在与礼结合之后，发生了几方面的变化。

音乐的娱乐性变得次要，教化作用成了它的主要价值，“乐之隆，非极音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与礼结合之后的乐就有了德音与溺音之分，礼形成了对音乐形式的限制；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形式的创造、音律的排列本无善恶；郑卫之音为何放肆无规矩、桑间濮上之音又如何亡国，我们已不得而知，从艺术角度讲，那些地区的民间音乐很可能是另一种流派，只是其风格创新不合古制，故贤者非之。

综上我们看到，礼与乐的结合是考察中国音乐美学与政治思想的一条线索。

三、礼与教

教育本身的功能是培养人的能力、塑造人的性格，教育的方法本应不拘一格，但是由于礼对教育的渗透，中国的教育方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来看，学习本应该允许足够宽广的空间去尝试、犯错、冒险，待到充分全面地发展了自己的天性能力之后，才可能成为齐家治国的君子。总是在一种小心翼翼的恭肃气氛中长大，束手束脚，难以活泼开朗，违反了儿童天性，中国的孩子才畏畏缩缩，被动，“不问不敢对”。

符合自然的成长，应是放而后收、动而后静、野而后文；浪子而后圣徒，这一现象历史上也有，往往日后最文质彬彬的恰是童年时代尽情疯过的野孩子。

从日常的濡化来看，以礼乐的教化作用为例，一般认为德音催人向善，溺音使人沉沦，实际上，这是光注重“好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而忽视了“坏音乐”对人不良情绪的释放作用。今日的摇滚乐便可看作是年轻人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这种仪式中的叛逆、暂时的反结构反而成了工业社会的一个安全阀，最终对维持原有结构有利。

如特纳所说，荒谬和矛盾可以彰显规律，过度和暂时被允许的违法行为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破坏性仪式有着强大的整合效果，它可以释放社会结构中固有的压力，具有清洗社会结构的效果；可以说，儒家对仪式是正利用，荒废了反利用。

不管从哪方面说，礼对教育的影响都是极大的，礼为教育设定了目标，礼规定了师生双方的行为规范；直到今天，在当下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中，仍然应该考虑教育之中礼的元素，才能触及其根本。

四、礼与物

礼最初是一种精神存在、看不见的社会秩序，它的表达必须要借助物质手段，比如人们的日常问候语言和鞠躬招手等仪式，从甲到乙，再从乙到甲，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都会引起社会关系的波动，礼的流动是传播意义上一个信息流（语言、动作）的完整循环，与器物无关。

当礼的往来借助物的流动来表达时，便是礼物。“礼物”是一个偏义词，重在“物”，“礼”这个形容词界定了这个“物”的内涵；“礼”是“物”的象征含义，赠予的是实在的“物”，传达的是象征的“礼”；礼物的流动实际上完成的是社会关系网的编织。

从人们平常无意识的语言习惯来看，我们明明是“送物”，却说是“送礼”，真正送的是“礼”；别人收下的是“物”，却说是“收礼”，真正收下的还是“礼”。

“礼物”之“物”的象征含义突出的表现在“千里送鸿毛，礼轻情义重”；宝玉将自己平时用的一块旧帕子托袭人给黛玉，袭人不解，这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宝玉道，你只管送去，林妹妹自然知道。――林妹妹当然知道，重要的不是帕子，而是它的象征含义；与此“情物”相对的是“利物”，为了直接利益关系而给医生、官员送的礼，便是直接的钱财，完全是重实用价值。

礼的物质形态极其复杂，鸿毛、旧帕子是一端，直接的钱财是另一端，二者之间是物质实用性与情义并重的其他形式。我们看到，双方的关系越亲密，往往礼物的实用价值就越小，只是借助物的形式来含蓄的表达情义，如鸿毛代表的君子之交，旧帕子象征的纯真爱情；反之，双方的关系越疏远，礼物的实用价值就越大，直至完全成了买卖。讽刺的是，在中国的人情文化中，明明是钱权交易，却仍然要借助礼物的形式，仿佛双方只不过是礼节来往，真是一种掩耳盗铃。

不管是情物还是利物，都还归于礼物的范畴之中；与礼物相对的是商品，后者交换的完全是物的实用价值，没有礼物中丰富的象征含义。

礼物的往来之中至少包含了三个礼的元素：器物文化、仪式与社会制度。送的物是礼。最后，送礼这件事本身是礼，礼物往来的背后是社会秩序，包含着请求、尊敬、友好等多种含义，例如聘礼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开始，节庆时亲友之间的礼物流动是既有关系的巩固与延续。

礼尚往来，该送礼不送礼，非礼也，收礼不回礼，非礼也；为什么“礼”像是长了翅膀的性急的精灵，有了某种自主性，崇尚往来？为什么“礼”像是一位风风火火的信使，不可久留？

这里抽象的、非物质的礼，是一种观念的存在，一旦人们普遍相信它的存在，它就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来了；中国人的“礼”的概念可以与毛利人对“Hau”的信仰相映成趣，不过与后者主要受宗教观念的强制不同，礼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习惯法，不管是周天子给诸侯的赏赐还是附属国给宗主国的朝贡，礼的往来清楚地来受到社会秩序的推动；送礼、收礼与回礼，这一过程同时包括了看的见的物质交换和看不见的社会契约，受到互惠法则的强制；小小的礼物，一来一往，搅动的是背后一整套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人们对它的遵守也是基于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动机。

五、结语

最后，让我们回到礼本身来审视礼的存在，礼是什么？

礼是一种社会制度，一套知识体系，一个施政纲领；礼既是理想，也是一种实践；礼是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也是正式场合的仪式。

礼既实又虚，既可以是周代的器物文化，又是周代贵族的精神追求与日常修养；礼上达天子，下至庶民，它是历史上大小传统的不断互动；礼可大可小，可以相当于人类学“文化”的概念，又可以只是一句话语、一个动作。

礼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礼是情感的，也是理性的。

正因为礼的内涵异常丰富、礼的概念很有弹性，礼可以与文化中的很多不同元素结合，构成许多复合词组：礼貌、礼义、礼仪、礼法等等；这种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最初不下庶人的礼逐渐融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结合也反映了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创造性。礼的内涵随着时代而改变，礼的词组中沉淀了太多的历史变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礼总是带着深厚的岁月痕迹。

在现在萌发的回归传统的呼声中，在将来可能出现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礼都将占有一席之地；礼，时至圣者也，具有强健的生命力，为了需要，历史上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语言与观念，将来礼又将与什么结合呢；老树发新芽，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条线索，一个在历史流转、文化变迁中异常活跃的元素，必将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1]陈莉选注，2008　礼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露丝・本尼迪克著；何锡章、黄欢译1987　文化模式。北京：　华夏出版社。

[3]李安宅2005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