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九渊和王阳明心即理说的区别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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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整个宋明理学中,人们习惯性的将张载、邵雍、朱熹分别独立为“气学”、“数学”、“理学”的代表人物,而以“陆王心学”来统称陆学和王学两大心学学 派。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确实在心学宗旨归向、思想进路、本体工夫论等诸多方面有众多相同点,并且相对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差别来说,心学内部的差异则较为不明 显。由此,心学的两座高峰——陆九渊心学和王阳明心学常常被视作一谈,这种等视很容易忽视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只有辨别 陆学与王学之间的差异,才能完整地将整个心学思想发展逻辑梳理清楚。

【关键词】“心”;“理”;心即理

针对于朱熹所说“理本源论”,陆九渊从自身心学出发,提出“心即理”的观点。此后王阳明也提出“心即理”说。二者看似名称相同,但其内涵实则 有所区别。在宋明理学中,“心”和“理”这两个范畴有着不止一种解释,但不管对于程朱还是陆王,其区别主要是在于各人侧重点的不同。较“心”而言,阳明侧 重言“心”之直觉性特点,陆九渊则侧重于言“心”之义理性、心之主题意志性的特点;较“理”而言,陆九渊侧重于“理”的道德普遍性,而王阳明则侧重于 “理”的个体内在道德法则。把握陆王对“心”、“理”以及“心即理”的不同表述,是理解他们整个心学体系的基础。

1、“心”

陆王对于“心”的规定是有差异的,陆九渊的“心”具有跨越时空和跨越个体的特点。“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 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陆九渊的“心”具有普遍性、恒常性的特点。

而王阳明的“心”有所不同。“心,生而有者也。”

“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 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 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

“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

由以上片段可以得知,王阳明的“心”,一方面具有个体直觉性的特点,直接和人的“耳目口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具有主宰人的耳目视听之功能。王阳明的“心”已经由陆九渊的“与天同”落实到个体自身,带有十分鲜明的个体性色彩。

陆王对于“心”的规定,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二者都提到了“心”所具有的主宰功能,但二者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陆九渊倾向于主体意识,而 王阳明则明确提到了身体和官能。此外,王阳明的“心”更多是的个体之心,感官之心,而陆九渊则侧重于突出“心”的普遍性和无限性,从而将“心”取代朱熹的 “理”成为宇宙本源。

2、“理”

陆九渊讲“理”,充分强调了其普遍的客观必然性,强调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首先从时空上来看,“理”是充塞宇宙的,广大而不可限制,没有时 间差别。“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然此心此理,万世一揆也。”“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岂有限量?程明道所谓有 憾于天地,则大于天地者矣,谓此理也。”其次,在数量级上,“理”是无穷尽的。“天下之理无穷,若以吾平生所经历者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 辞。”再次,“理”的内容应该既是宇宙自然界的秩序,又是社会伦理秩序。“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最后,“理”应 该是人生存活动的最高准则,人必须顺“理”而行。“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切不能违异,况于人乎?”因此,陆九渊的“理”具有客观性,无限性、神圣性。其 实质与朱熹的“理”并无太大差异。

与陆九渊不同,王阳明的“理”是具体的“心之条理”。“理也者,心之条理。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则为信。千变万 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当“心”有“条理”的时候,便会自然的外在表现为“孝”、“忠”、“信”等伦理活动。即使这些伦理活动千变万化, 不可穷竭,但其根源莫不发自“心之条理”,亦即“莫非发于吾之一心”。这样,王阳明就把陆九渊那高高在上、外在的“理”落到实处。在将“理”落入人心之 后,王阳明才更进一步地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命题。然后王阳明从“理”和“物”之于人的意义、价值去考察外界和人的关系,去考察人与物、 “心”与“理”的内在联系。从而将“理”与“物”彻底定位在“心”内。在这一点上,王学的精致、优越无疑是对陆学的深化和超越。

3、心即理

陆王对“心”和“理”的不同规定直接导致他们对“心”与“理”之间关系的不同处理。陆九渊对“心”和“理”的规定有着十分浓厚的思辨色彩。他 在对宇宙天地的体悟中,把人安排在天地之间,把“心”和“理”并立起来。而王阳明对于“心”和“理”的规定以及对它们关系的处理,是直接建立在他对朱子学 和陆学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体验与时代的需求想结合,试图寻找一套行之有效,即体即用的伦理道德践行之学。

而在王阳明的体系中,“心即理”的“即”似乎应该理解为呈现、发用、派生的意思。“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心”不受到私欲蒙蔽,就是“理”。“理”是“心”的呈现,“理”是 “心”的发用,发在“事父”“事君”“交友治民”上便是“孝”“忠”“信与仁”。这样王阳明就明确确立了“心”的主体地位,把“心”的主动性突出出来。在 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来“致良知”的办法来将二者统一,这已是他的工夫论,本文不再赘述。

陆九渊和王阳明在“心即理”方面的差异,固然是由于他们对“心”、“理”以及“心”与“理”之间关系的规定不同。但无论是陆学还是王学,其目的都是要具体地、现实地统一“心”与“理”,从而提高人的道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