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要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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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览》：张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大家都知道，搞城镇化建设，最难的不在具体操作环节，而难在对城镇化的总体设计上，也就是发展模式。您怎么看待中国城镇化模式？
张孝德：首先来说“城市”这个概念。城市就是一个由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系统构成的载体，也是资本、土地、资源、人力、技术等经济要素配置的空间。一个城市怎么来装载这些系统，怎么配置这些资源，这就是城市发展的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好不好，不仅是这个城市自己的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以说，这是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过了三十多年，经济、政治和社会都开始进入转型期。这个时候进行的城镇化，必须要和转型时期的要求相适应、相匹配，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为了追求GDP，搞大干快上，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不行。学习外国的那一套模式搞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行。中国的城镇化要有中国的特色。
《金融博览》：您怎么理解城镇化中的中国特色？
张孝德：我认为要从新能源革命、中国传统文明传承和“三高技术”这三个维度来思考中国城镇化的特色。
先说第一个，新能源革命。
之所以要从这个维度出发研究城镇化，是因为能源形态问题非常重要。它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对人们从科技范式到文化形态的一系列生活发生影响，从而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新能源革命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的，这场革命对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影响，当然也不仅是单纯的能源替代，而是会对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生活等产生革命性影响。
《金融博览》：新能源革命是世界性的，对城镇化来说也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吗？这个影响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张孝德：我们应该清楚，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早就完成了，而中国城镇化正在进行，处于模式形成时期，又刚好同这场革命遭遇上，所以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会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成为城镇化的一个内生因素。
至于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应该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新能源需要我们对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进行重定位。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的现代工业属于成本外化的工业化，而可再生能源使今后生态文明走向成本内生成为可能。在不可再生能源支撑下的城市是一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城市化。所以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患有“工业文明病”。这种高能耗、高成本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需要探索低成本、低能耗的生态化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从中国自身情况看，人口这么多，人均自然资源又这么少，如果不能探索出一个充分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低成本生态城市之路，无论是中国环境容量，还是世界环境和能源承载力，都无法承受一个13.7亿人口的大国城市化。
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已经定型，已经形成对传统能源的高度依赖，它们对生态化城镇的改造只能是存量改造，会产生退出成本。中国城镇化率到2011年还只有51%，城镇化正好是在中期阶段，走生态城镇化的模式，是增量嵌入式的、低成本的城镇化之路。
再一个是中国城镇化一定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留下足够空间和地位，城市不再压倒乡村，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文明和文化共生共存。从工业文明逻辑看，负载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乡村文明没有什么价值。但从生态文明看，中国乡村文明恰恰获得了复兴的机遇，因为新能源更喜欢中国乡村。乡村利用新能源方面存在着城市没有的优势。原来的传统的化石能源，分布不均衡，适合大规模开发和集中使用。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能源的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镇和农村使用成本越大。而新能源不是这样，它的分布相对均衡，比如太阳能、风能等，而且可以就地取材，随用随取，根本不用运输。这决定了新能源的使用优势和市场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现在中国农村，到处可见太阳能热水器、电动自行车、沼气使用等，就是乡村使用新能源具有优势的最好证明。
在化石能源支持的工业文明时代，乡村发展空间被挤压，乡村文明日渐式微，面临被城市文明替代和终结的命运。但在新能源支持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有机会重新崛起。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文明时代进行的，所以是城市替代乡村、城乡两元文明归于城市一元的模式。中国城镇化将是一条乡村与城市两元文明共生的发展模式。
如果说，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大城市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主要发展模式，那么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将是小规模化、田园化的城市。
《金融博览》：您刚才反复提到中国的乡村文明。为什么乡村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显得如此重要？
张孝德：这要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模式来考量，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基不在城市，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乡村文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载体、文明传承之根基。所以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必须保护中国的乡村文明。这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文明根源于工商业文明，城市是文明之根。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兴盛衰微，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欧洲中世纪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被称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复兴，也是依靠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恰恰是西方文明从欧洲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的城镇化，不用担心文化传统的中断。中国搞城镇化，就不能像西方那样，必须考虑我们的文明传承，我们不能走断根的城市化。要解决这个难题，就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必须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与发展留下足够空间，中国必须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之路。
《金融博览》：看来，中国城镇化置身在一个难得的、也非常有利的历史机遇期。那我们带着城镇化发展的任务，怎样走进这样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需要完全放弃上一个工业文明时代所遗留的一切吗？
张孝德：其实，工业文明时代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我经常讲，今天中国城镇化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往前走的城镇化。因为今天中国的城镇化是依靠工业文明时代留下的“三高技术”，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高速信息网进行的城市化。
“三高技术”是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最重要的技术。从大方面看，“三高技术”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模式有三大影响：一是由单中心的金字塔城市结构向多中心的扁平化网络化结构转变。由于“三高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要素机动性和集聚速度，彻底改变了原来大城市通吃的竞争格局，使不同城市之间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不同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多功能组合成为区域城市群发展的新趋势。二是将会出现由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城市化向要素流动的城市化转变。基于传统技术的城市化，是人口跟着要素的集中而流动；而“三高技术”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形成了要素流跟随人口流动的新趋势。这样就可以使原来分散居住的许多农村和中小城市，就地分享现代城市化带来的产业发展机会。使大城市、小城镇与乡村共生的城市化发展成为可能。三是在传统技术支持下的要素流动由原来的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西方出现逆城市化，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了生产要素单向大城市中心流动的格局，形成大城市与郊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新格局。
《金融博览》：“三高技术”作为人类共享的技术，在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面，是不是也像新能源革命一样，对西方和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张孝德：是这样的。高速信息技术和现代高铁技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三高技术”对中国未来城镇模式影响是内生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不能简单跟着西方走，中国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道路。
《金融博览》：您讲了这么多，能不能用一句话帮我们概括一下，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
张孝德：好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应该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之路，这是核心。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如何让乡村文明在城镇化中成为独立一元而保留下来，这是个世界性难题。但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能源技术，工业文明留下的“三高技术”，让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文明共生发展成为必然和可能。如果说生态文明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天时，那么中国文化则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了地利，而被现代人类创造的“三高技术”就是人和。
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和谐共处的情况下，中国的城镇，从空间上看，应当是人口均衡分布、人与自然和谐、城市与乡村、小规模城市主导的城镇化格局。在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导航下，中国要建设的新型城镇，一定是为居民提供人文与绿色、物质与精神、为大多数人幸福生活服务的城市。
《金融博览》：按此说法，您认为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张孝德：目前存在的以西方城镇化为参照进行的城镇化，是一种严重偏离时代要求、偏离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需要矫正城镇化的目标。需要从工业文明导向的城镇化，转型以十提出的生态文明为目标导航的城镇化上来。从文化与主体缺失的盲目跟随西方的城镇化，转向立足中国文明之根、传承民族文化之魂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轨道上来。在这两个大前提下，重新对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战略进行顶层设计，从目前盲目追求发展大城市的做法转向城乡共生、大中小均衡发展的战略上来。要实现目标矫正，必须矫正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偏离的畸形动力。目前存在的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是一种动力畸形、导致城市间恶性竞争的非理性城镇化运动。如果不对这种非理性推动的畸形动力进行遏制，那么中国城镇化很难回归到中国特色城镇化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