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内迁与劳工的再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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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部沿海“农民工生产体制”下的劳工面临着脱嵌的困境，而工厂内迁带来了改变这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可能。本文运用工厂政体视角，通过对江西陶瓷产业的观察，从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等方面考察了内迁秩序下劳工再嵌入的可能性。案例表明，在内迁的工厂中，工人的工作相对于沿海工作显得相对轻松、管理相对人性化、工人对于劳动过程的掌握程度较高；在社会生活领域，工人拥有相对完整和丰富的社会生活，避免了沿海工人原子化的困境。观察指出，工厂内迁具有再整合生产与生活的效应，通过在当地就业，农民工有可能改变“离土又离乡”的打工模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构建出与工厂的新生产共识，最终将就业行为重新嵌入到社会系统中去。劳工与工厂基于再嵌入的共识所塑造的行动秩序有利于推动世界工厂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工厂内迁 劳工 再嵌入 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中图分类号]C9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046-07
一、再嵌入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中国的世界工厂格局中，受制于经济收入水平与制度安排，无论是新老农民工，都无法真正在东部沿海打工的城市成家立业，开展正常的社会生活。正如以往研究已经指出的，老一代农民工在外出进入城市打工之前。已经建立了在乡村完整的社会生活体系，外出打工只是为了维续乡村社会生活运转的一个手段。也即说，老一代农民工是“嵌入”在乡村社会生活体系中的。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多是作为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留守经历所带来的不完整的社会化状态，使得他们很少能够建立在乡村的正常社会生活，缺乏对农村社会的完整认知，没有发展出如老一代一样的健全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从学校直接进入工厂的成长轨迹更加进一步推动了他们脱离乡村。也即说，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如老一代农民工一样，“脱嵌”于城市社会，同时又由于独特的留守经历，“脱嵌”于乡村社会。对于工人来说，相对于阶级形成的过程，作为大前提的具体历史情境下“脱嵌”现状与再嵌入的任务显得更为重要。
始于波兰尼（Polany，K.）的“嵌入性”（embeddedeness）概念宏观上指向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从属关系，微观上则指向劳动者的劳动行为所身处并交织于其中的文化和社会情境，强调劳动者需要与之密切相关的生存的“有机形式”，包括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等。而市场规律则倾向于毁灭这所有的关系并取代之以原子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组织，此即是“脱嵌”状态。摆脱脱嵌状态、重新“再嵌入”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涵：其一，再嵌入于劳动现场，即能够在劳动所在地成家立业，开展正常的社会生活，从而嵌入于城市社会体系；其二，即便无法一步到位地再嵌入于城市社会，那也需要保证在农村生活+城市工作的前提上，维持农村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避免农村的空虚化和避免留守经历给儿童所带来的脱根恶果，以及由此导致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原子化处境。由是，再嵌入命题指向劳动者在经济行为（劳动就业）的同时展开完整的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也即关注劳动力的维持与更新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命题具有与费孝通“离土不离乡”的工作类型即乡村混合经济进行对话的宏愿。后者始于费孝通1930年代对于江村经济的观察，其后又在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考究中进一步论证。费孝通指出，乡土中国的经济秩序是一种混合经济的形态，其工商业发展乃是为了满足社会团结的需要。不过，90年代后乡镇企业的没落与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兴起使得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一度中断。我们在本文中的考察，正是为了寻找这一命题在当代延续的可能性。
“再嵌入”与劳工攸关。然而，在国家和市场双重的支配作用下，劳工无法掌握自身的处境，其所采取的行动也需要外在因素的推动和诱发，如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国家干预的增强等等。就此而言，近年来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企业内迁浪潮，为解决劳工“离土又离乡”、脱嵌于乡村社会的面貌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提供了缓解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内迁工厂中，劳工的工作和生活形态如何、是否真正缓解了“脱嵌”的困局实现再嵌入，则成为经验上需要进行考察的问题。
二、内迁前的工作秩序：农民工生产体制
珠三角工业发展背后是独具一格的生产体制，即“农民工生产体制”以及与之搭配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逐底竞争和国家压制性权力的叠加作用之下，劳动者处于非常糟糕的处境。从市场竞争、国家干预、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过程四个方面，可以看到“农民工生产体制”这种世界工厂的劳动政体的特性。
珠三角产业的出现本身是全球资本高度竞争的背景下空间重组的产物。身处全球性生产体系的最低端部分，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不利地位，它的出现折射了全球资本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在高度的市场压力下，这些企业只能尽量降人力成本，以期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而大量的利润被上游企业所占据。在国家干预方面，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特区设立、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竞争锦标赛体制等等因素，在珠三角经济起飞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除此以外，国家还从两个方面深深地塑造了劳工的生活面貌。其一是国家主动维持并推进了“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根基，拒绝给劳动者提供完整的社区公民权、社会保障体系、相应的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体制；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明显地亲资本而疏劳工，如拒绝农民工的结社权、排挤劳工NGO、在劳工维权中的偏向性等等。在劳动过程方面，出口加工区工厂往往实行“专制工厂体制”，从而为资本在生产领域内降低劳动力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提供可能性。此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种种手段又被重新利用。在这种劳动条件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展不出任何长期的“生产中的关系”。在专制的工厂体制之下，工人的社会生活被压到最低限度，劳动力再生产被拆分，从而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方式出现。由工厂附近或者工厂内的大片工人宿舍区打造出的“宿舍劳动体制”，工人只能在其中维持最基本的劳动力的维持，而劳动力的再生产被放置在农村老家。
综合四个方面来看，“农民工生产体制”下的劳动秩序虽然依靠权力与资本的强力作用能够维持长达30年的时间，但这种维持是以异化劳动、牺牲劳工的权益为前提的。不仅如此，作为这一体制重要构成部分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还严重影响了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导致中西部留守儿童不完整的社会化，由此使得世界工厂的劳动力维持面临严峻的考验。从嵌入性的角度来说，农民工生产体制将劳工的社会生活嵌入了经济行为中，使得社会失去了自足性，甚至是社会生活完全从属于资本再生的需要，简而言之，是一种“脱嵌”型的生产体制。
三、内迁工厂劳动状况：江西陶瓷厂案例
w陶瓷厂是广东某陶瓷有限公司于2008年在江西丰城某乡镇精品陶瓷基地投资兴建的一家大型陶瓷企业。从我们所关心的“再嵌入”的角度出发，我们主要关心工人的工作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开展、尤其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嵌入的关系，如工人的劳动安排对其生活的影响，如何处理劳动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以及来自当地的劳工结构对于生产秩序的影响，等等。
（一）陶瓷厂工人的工作状况
1.工人来源与工资收入。W厂的员工分为一线员工和职能部门员工。一线员工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上，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文化程度一般是小学、初中或中专，90%来自江西本省，都是本市或附近地区的。职能部门的员工，一般在25岁以上，大专或大学文凭，除了大部分管理层调自东莞外，70%是江西本地人。2012年，该厂一线工人中，女工的工资是2000-2400元左右，男工2200-3000左右，可以让工人获得相对不错的生活水平。
2.劳动强度与工作内容。陶瓷工厂员工分为两种：一种为三班倒（早班3：00-11：00，中班11：00-19：00，晚班19：00-3：00），每个星期轮换一次，主要是为了保证机器24小时运转；另一种是白班（8：00-12：00，12：00-18：00）。三班倒的基本上是一线员工，在车间，主要就是机器完成对瓷砖的加工，工人主要是维护机器正常运转，一般是男工；或者是看瓷砖是否有色差、变形、开裂等，一般是女工。白班的员工主要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新员工的安全培训、工伤处理、质量监管等。
受访者B在回忆她以前在东莞工作的情况，描述工人之间的赶工游戏。“别人挣3000多的人都还在加班，你挣1000多，怎么好意思睡觉，睡觉也睡不着啊。”（受访者B）但是，在W厂，工人们并没有感受到这种隐性专制的压力，工人完成八小时就离开，没有发展出延时工作的“赶工游戏”。“标准的每天8小时，做完就可以走人，很少加班，几乎不加班。”（受访者D）“加班很少，不怎么加班。”（受访者I）“在以前的工厂，十多个小时吧，外面工厂的工厂好少八小时，都是两班倒，12小时制。”（受访者K）
根据工人反映，陶瓷厂的劳动强度相对较小。“我现在在成品部。测变形，拉对角线。看瓷砖有没有变形，还有对角线合不合格。”（受访者G）“当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做的是日常的保养，和工作需要的照明，压机出现故障时候我们就查看电路，排除故障，比如，电路原件损坏，电线老化，更换电机原件。”（受访者H）“我主要负责维修、保养，还有监控压出来砖的质量。”（受访者J）“生产线上的，我在半成品这边，保持生产线上走坯正常，有烂坯、堵坯现象及时处理。”（受访者K）工人在瓷砖成为成品之前只要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成品以后主要是关于瓷砖质量的检测，给产品分等级。这样的工作内容不如流水线作业一般显得枯燥而漫长，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异化程度也相对较低。从工人的访谈来看，很少报告如富士康一样高强度与长时间的流水作业。
3.劳动秩序与管理模式。在日常管理中，工人上班无需打卡，一般都会提前到岗位。工厂的交接班不是靠严苛的时间限制和制度规定，而是更多依靠工人之间的相互敦促。一线员工到了下班的时间。如果还没人来接班，他们或者班长就会打电话给接班工人。只有等到接班的人才能走，所以起到工人之间互相监督的作用。“主要是个人的自觉，因为一个人一旦工作就会有一种责任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受访者A）“就是首先到这里由上一个班的人填报表，我这个班的人要过来跟他交接。大家互相监督，要有一个自觉性。”（受访者B）从员工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他们觉得按时上班靠的是一种自觉和对工作的责任感，发挥了员工的自主性。
在陶瓷工厂的工人，离岗不需要离岗证，只需要跟班长说一下。“上厕所的话，跟班长或同事讲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以前的公司（注：珠三角的工厂）要离岗证。”（受访者K）由于家庭在当地，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些突发状况，工人反映在工厂中，如果临时有什么事情一般有协调和回旋的余地，不需要按照死板冰冷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理。如，如果需要离开的时间不是太长（半小时以内），只需向班长汇报；确实需要请假，也是可以商量的。“跟我们领导，打电话跟他报告一下我们确实有事，有事情然后就是说晚一点来，或者请个假。”（受访者B）“去年的时候我爷爷过世了，我请了三天假嘛，就是直接跟袁经理讲啊，他也没说什么啊，这种事情他肯定不会为难我是吧，真的是爷爷过世了嘛。”（受访者A）工厂请假的相关规定和其他工厂并无二致，然而，工厂所处的社会情境使得管理者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到工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也倾向于按照当地的惯例来进行管理，由此来赢得工人的认同。
陶瓷工厂工人对管理者整体比较认可，认为他们关心员工，这与珠三角管理者与劳工之间的剧烈冲突形成鲜明对比。即使是对于管理者的责骂，工人也会更多地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更能体谅管理者的处境。“（领导）关心员工，然后责任心蛮强，就是对待我们做的事情呢，然后按时给我们答案啊。我们有个问题不懂得，他现在还不能回答我，明天他会回答我，然后责任心很强。”（受访者B）“虽然有时候领导可能发点火嘛，说你几句啊，可能就是为了工作好，为了我们自己好。”（受访者C）“如果你没把工作做好肯定要说你，他也不会无缘无故说你的是吧。其实班长也挺难得，因为是三级管理者嘛！上面还有主管和经理，所以上面下达的任务他也要及时地完成。”（受访者D）
（二）工人的生活
1.日常生活：宿舍和食堂。
陶瓷工厂位于某自然村附近，工厂外面几乎没有什么商店、集市，离所属乡镇4公里，所以陶瓷工人的生活几乎都在工厂。员工宿舍是8人一间的，但是几乎每个宿舍都没住满，有的宿舍甚至只有两个人，员工的生活空间比较大。宿舍有太阳能热水器24小时提供热水，方便三班倒的员工使用。每人每月大概要交十几块钱的水电费。虽然宿舍有规定禁止使用电饭锅、热水器、私人风扇等规定，但是员工还是会用，公司也没有人来检查。有些员工为了宽敞，就会把床拆掉，腾出更多的空间。在住宿的安排中，工厂依照班组来分定宿舍，同时也允许工人自己调整，所以不少工人就调到自己老乡或者亲戚的宿舍中去。而且，如果夫妻都在工厂工作，且工龄超过十年或者其中一方为管理者（班长、主管、部门经理），可以向公司申请夫妻房；在实践中，还可进一步变通。（受访者I）如果确定夫妻双方能够长期在工厂工作，即使你没有满十年的工龄，也可以申请的。这个都是灵活变通的，不是死抠规定的！”（受访者A）除了可以申请夫妻房之外，工厂还安排员工子女就近读小学，公司大巴车每天免费接送小孩上学、放学。
食堂每天提供五餐（三正餐一夜宵及下午点心）饮食，象征性收费4元。与珠三角的食品消费相比，每个月的伙食费相对比较便宜，而且充分考虑到三班倒工人，食堂凌晨两点就开始给他们提供夜宵和点心。工人们下班回来有时也会在宿舍自己煮一些熟食，比如面、粥等。
2.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
员工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中不尽然相同，一线女工更喜欢十字绣、钩毛线拖鞋，公司网吧和广场舞蹈等；一线男工则选择看电视、打牌上网、去公司的娱乐场所玩，如打桌球、唱歌等：而职能部门员工则以上网、去公司的娱乐场所玩如打桌球、唱歌等为主。工厂设置了阅览室、各种娱乐设施（网吧、桌球室、台球室、篮球场、网球场、卡拉ok等），提供工人在工厂内娱乐，同时也就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发生容器，这与珠三角工人原子化、极少娱乐活动和以手机上网为主构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样的安排下，工人主要的交往对象就是同一宿舍的同事，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还有老乡、亲戚等。“我女儿和老婆都在这个工厂，她们带着我的小外孙女在一个寝室住着。”（受访者D）日常生活中，陶瓷工人之间交谈可以用方言，宿舍工人之间的关系融洽，相互之间信任感比较高。“我们下班了把钱包一扔，不管是在床上还是桌上，没有人会去拿的。”（受访者F）能够说家乡话方言，对工人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安抚。“就是在寝室和同事一起边聊天边勾鞋子啊，织毛衣啊什么的。在这边比较好一些，因为我没读过什么书普通话也说不好，所以以前在外面很少和别人交流，在这边我用土话别人差不多也能听懂，所以经常大家一起聊天什么的，交流钩毛线鞋，织毛衣什么的方法，当然还聊好多的。”（受访者C）
工厂的工作机会还使得人们发展出了通过工厂认识新朋友的可能性。“（同事之间）关系很好啊，五湖四海、安徽、四川、山西、陕西、两广都有，但一线员工本地占60-70%。朋友主要是同事，没有亲戚在这边。红白喜事有来往，红的经常会有，基本上都参加，白的基本没有，除非关系非常好或者其他的。昨天我们同事还有人请我们都去喝喜酒呢，结婚酒，公司的班车送到镇上的饭店，送了两三趟吧，挺热闹的，发了请帖一般都会去的。”（受访者W）工厂中的交往使得工厂“社会”的打造成为可能。“一般都是同一个厂的（一起打球），有的大家认识，有的虽然大家不认识，但在一起玩也没关系啊。玩多了大家也认识了。”（受访者C）这种新的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交往能够弥补新工人在工厂中的交往不足，和富士康工人在遭遇挫折时举目无亲、无所求援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四、生产与生活的整合：内迁效应
内迁工厂中的劳动秩序呈现了和珠三角生产秩序所不同的层面。然而，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区别是不是只是工厂管理的个性差异使然、还是内迁使然？换句话说，内迁给劳工的社会生活和工厂的管理方式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此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追问，工厂内迁所带来的工人生活状况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及其缘由所在，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工厂内迁所带来的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变化。
（一）从外出打工到本地就业
经过多年外地工作的漂泊，W厂工人对于工作选择的阐释非常好地提示了工人对于社会生活的渴望，这种动机极大地推动了他们选择返乡就业。从一定程度上说，内迁的工厂是投资者对于低成本的劳动力的渴求和劳动者对于社会生活的要求二者共识的产物。
对于经历了在外漂泊的人来说，知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对于家庭和生活质量的冲击，一当老家有了工作机会，能够就近照顾家庭，那么自然就具有很高的价值，甚至能弥补较低收入带来的不足。比如春节时回家过年的艰苦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工人对外出打工的消极认知。“我第一年打工回来的时候，开始我听到晚上要放假，我跑到广州火车站，哎呀，那不得了，那些人排队的啊。后来我又跑到汽车票，想买到南昌的，没有。只能买到萍乡，我就想着先进了江西省再说，后来真的是头疼。”（受访者J）“去打工远一点嘛，坐车不方便啊，这边要近一点啊。这边随时可以回家嘛，过年回家又挤得要死。”（受访者G）“自愿调的啊，我们回家近一点嘛，回家方便一点，过年也不用买火车票，所以就往这边调了。”（受访者I）
考虑到家庭的生命周期，对于30多岁，拥有小孩的工人来说，他们更希望自己能留在家附近工作，能够照顾到孩子。“2002年的那个时候嘛，正好20岁，谈了一个女朋友，就回来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就不想再出去了，在家里还是要方便一点，毕竟跟家人在一起。关键是在外面，也很辛苦，没有家的感觉。”（受访者J）“家里人不想我去太远的地方打工，年纪这么大了，不太放心。”（受访者E）“不想去外面，在家安心，可以照顾两个小孩。”（受访者K）“年纪大一点，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追求的就是一种稳定，那他们更容易选择在家附近的地方工作。但对于我来说，我是在外面飘过，现在也准备安定下来，结婚生子，对于我来说在这里工作会好一些吧。”（受访者A）出于家庭的考虑，工人宁愿放弃沿海地区更高的工资待遇，而选择家附近的企业。在外打工，终究没有家的感觉，即便是具备了买房的能力，人们也多不愿意在打工之地安家。家的缺乏使得人们对于外出打工具有了厌倦感，是推动他们离开的重要原因。
（二）劳资共识的生长点
从前文工人的劳动过程管理可以发现，内地的劳动要求相对较低，工作时长不如珠三角。尤其在请假的问题上，内迁工厂的管理者会主动根据工人的需要，给出比较宽容的批假空间。这样的劳动秩序起码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工厂的成本核算要求不需要工人延时工作，如内地较低的工资或者是相对较高的利润保证了标准工时的执行和三班倒；另一种则可能是资方感受到了在劳工中推行超时工作和加班的难度从而做出的主动让步。后者正如李静君对于香港与深圳的女工研究所发现的一样，深圳女工多为未婚工人，在异地工作毫无社会生活，故而管理方倾向长时间加班；而香港工厂所能招徕的女工多为已成家的妇女，需要照顾家庭，故而管理方倾向标准工时、随时批假，采用柔性管理方式以获取她们的忠诚。
可以看到工厂内迁导致了类似的意外后果。珠三角的“宿舍制”劳动体制下，工人们没有任何社会生活，更多地挣钱成为劳工的主要目标，于是迎合了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推动了超长工时和超强度劳动。而对于内迁工厂来说，这种关于生产产量的竞赛共识被外部的社会生活需要所打破，此时劳资双方之间产生了另外一种共识，即工厂提供了相对较低的薪资加上柔性化的劳动管理，而允许劳工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由此来保证工人对劳动的忠诚。
（三）重新安排生活的可能性
在工人看来，异地工作期间，衣、食、住、行都需要花钱，而城市的消费水平比这些中部欠发达地区的乡镇高很多，虽然工资普遍比中部这些地区高，但是每月除去各种花费后，所剩工资可能还没有在家工作工资积累的多。
“我前年起好了房子，已经住了一年了。毕竟在家里住在一起，住房开销就省掉了。现在在外面，小小的一个单间都是四五百，这些开支就可以省掉了”。（受访者J）
而对内迁工厂而言，在本地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安排生活的可能性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考虑。首先，相对于外出高收入但同时并存的高消费来说，内地略低的收入与低消费匹配，使得人们觉得真正地成家立业成为可能。其次，正如上文所提及，回家之后的近距离，使得人们回到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并且可以在工作挣钱的同时维续这样的社会生活的完整性，使得老家生活免遭外出打工而受到冲击，尤其是他们所认为重要的孩子抚养、老人赡养和红白喜事等方面的操持。第三方面，回到家乡意味着他们能够享受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改变了在东南沿海城市生活中的边缘人群角色。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说，他们不再处于被排斥的位置，从而能够享受制度的福利，虽然这还有待配套的城市化政策的跟进才能最终实现。这些方面的影响都打造了工人的工作“再嵌入”于社会体系的效果。
五、讨论：内迁工厂的工厂政体与再嵌入
借助“工厂政体”概念，我们对内迁工厂的劳动体制进行了初步分析。工人来源、工资收入、劳动强度、劳动过程、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考察揭示，内迁工厂呈现了与其母体珠三角工厂所不一样的劳动秩序与劳动过程，这为工人社会生活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而工人的日常生活安排以及在工厂环境中所塑造出来的人际交往格局，也使得工人可以进一步发展自身的社会生活体系，同时也有了发展新的社会交往内容的可能性。工人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伴随内迁的步伐从后者从属于前者转向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后者的需要进行调节，从而提供了再嵌人的可能性。而对于工人回家的理由的追问，则进一步证明了工人对于内迁工厂的劳动秩序的认同过程中，社会生活和再嵌入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工人之所以愿意在内迁工厂工作，正是基于工厂所提供的允许其再造社会生活的前提。二者之间的共识，有可能成为中国工业改变原来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而启动新的生产方式的起点。
就嵌入问题而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人在内迁背景下工作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与所面临的变化。同时，尽管基于江西陶瓷厂提示了内迁工厂和劳工再嵌入之间的乐观联系，但是并不表明我们认为内迁足以构成工人再嵌入的充分条件。毋宁说，内迁工厂提供了培育工人社会生活的契机。内地工厂和劳工家庭、社会生活在物理空间上的靠近和在劳动与社会之间相对更大的回旋余地是内迁所带来的宝贵的机遇。在资本和劳工共同退让形成共识的意义，内迁工厂所具有的再嵌入意义值得认可；然而，如果工厂本身继续坚持珠三角模式下的高压管理、极低工资和杜绝劳工生活的生产体制，那么将大大降低经由地理空间的缩短带来的再嵌入的效果，在工厂和劳工之间的共识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劳工将再次面临脱嵌的可能。
劳工再嵌入的观点提示了社会生活对于劳工的意义，并可丰富对劳动者的理解。改革30年来的工业化模式中，老一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子女都饱受分别之苦，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农民工脱嵌于他们的社会结构，而且这一过程也推动了其子女脱离农村，导致其无法适应世界工厂的劳动安排。工厂内迁为缓解这种脱嵌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起了一定作用，它提供了重新结合经济与社会的可能性，也使得人们的经济行为重新嵌入于社会体系。世界性的生产格局和本土的社会体系运作的需要共同打造了这种再嵌入的生产体制，是可谓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混合经济”在当下的时空条件下的一个具体形式，其提示了社会结构的存在对于劳工的重要性。随着世界工厂的“脱嵌”效果的进一步显现，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以用脚投票的形式选择就业所在地，沿海工业中劳工供给的压力会迫使其向内陆迁移，从而推动劳工的再嵌入，这也有助于改善当前落后的中西部面貌。我们期待这样的局面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