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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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深圳的气温骤降10摄氏度。福昌电子的门岗处聚集了一群人。穿着短袖的员工，他们被秋风吹得直发抖，来回跺着脚，不时探头向厂区里面望，关于工龄在3年以上的员工的赔偿方案还在协商中。而三两成群自厂区里走出的，大多是工龄3年以下、已签完补偿协议的员工。他们手上拿着一张A4白纸，“我插了个队总算把字签了，否则要等个把小时呢。”有人对同伴喊。

这家工厂在4天前倒闭了。

一切发生得太快。门岗处的玻璃上，一张“10月8日开始上班”的通知还没来得及撕掉。在门口等说法的除了工人，还有焦急的供应商。

倒也不是没有迹象。9月末，就有供应商向福昌追债。国庆期间，工人还自发地在朋友圈为福昌发起了一次募资活动，虚拟海报特意配了红色背景：两只拳头相挽，颇似人们记忆深处的工农联盟老画报。

“账期90天，正常来说应该是9月底回款，欠了我们几十万元。”站在门口的一位供应商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们6月底刚争取到给福昌供货的机会，却在4个月后赶上了这家工厂的破产。“对我们这种小公司已经是很大的事了。”

年底将至，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到来，这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考验―员工的工资需要结清，如果再赶上收款方破产、资金链紧张、年底银行的贷款额度告罄，小工厂的氛围堪比骤降的气温。

很难想象，福昌是一家正在筹划上市的公司，倒闭前夜还拿到了华为几千万元的订单。这家一级供应商的倒下，也影响了几家大公司的出货。

紧接着，人们在外界的报道中看到了一系列类似的陌生名字接连宣布倒闭：京驰、中显微、创仕，而另一家位于东莞长安镇的金宝厂内的凤凰分厂趁着国庆假期，将生产线搬迁至东南亚，员工则被分流到厂区内的其他3个分厂。这些代工厂处于制造业漫长产业链的上游或下游，在破产前默默无闻。

随之而来的也有个熟悉的说法：中国制造业面临倒闭潮。

阿东对这样的事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这个厂干到倒闭，就去做事业了。”这位29岁的河南周口人说。他在金宝的一个分厂工作，戴着“制造组组长”的袖标，他说自己管着七八十个人、4条生产线，每月能挣5000到6000元，外派时则能拿到8500元。

他来广东11年了，喜欢这里胜过自己的家乡。8年前，富士康把工厂北迁到内地，其中一家就开在河南省省会郑州辖内的新郑市。当时阿东在深圳龙华富士康上班，“他们要调我去河南郑州，我就辞职了。回家干什么？”河南是个农业大省，为迎接富士康入驻，新郑市还搬迁了当地知名品牌好想你的数百棵枣树。

珠三角则代表着另一种生活。那里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亨利・福特100年前发明的流水生产线和机械化管理方式仍然存在。

金宝厂的部分业务与福昌有重叠，比如手机塑料壳，同时金宝还生产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硬盘等数码产品。它共有4个小厂，生产线被迁移走的是凤凰厂，其他厂仍在开工。隔一段时间，阿东他们就会听说工厂要倒闭，后来有了订单又活过来了。

阿东和同伴谈论着工厂的倒闭，好像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工人出去又进来，“五进金宝的都有。”一些人为生活所逼，最终又转回来。

阿东们是中国的新一代打工者，他们不再有父辈那般对土地和家乡的眷恋，也不可能喜欢枯燥的工厂生活。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在深圳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一年半换一次工作。

社会学者吕途在她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评论说：新工人在工作中却迷失了，找不到家在哪里。

为应对社保机构对于最低工资的要求，深圳的一些工厂试着在管理上想办法，调高底薪，但遭到工人用脚投票：“底薪高有什么用，控制加班啊。”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对年轻的打工者来说，金宝的好在于宿舍有Wi-Fi，“业余时间可以看电影。”一位来自湖南郴州、生于1988年的仓管员说，他在富士康找了一位女朋友，她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调查跳楼。她的一位同事因为一项防止跳楼的措施被采纳，获得了富士康20万元的奖励，具体包括对每个宿舍设置监管等，富士康还开通了一条求助专线78585，谐音是“请帮我”。

没有人能解决重复劳作带来的焦躁。现在，人们担心更多的是别再失去这份工作。

一位像往年一样赶来广东的打工者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今年年中在人才市场晃悠了几天，发现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厂要么一下就招满了人，要么得交一百多元的中介费才能进―以往大厂的招聘摊位起码会在人才市场直接摆上好几天。

他好不容易通过中介介绍进了一家叫做“京驰塑胶”的手机外壳厂，做了不到一个月，工厂就倒闭了。

工厂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市场竞争激烈，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但如果你不做，你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没有技术还做制造业，其实还不如不做。”曾光说。他供职的沙特阿拉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工厂位于广州南沙，目前是手机行业最大的塑料原材料供应商，客户包括小米、华为等，依靠的主要是公司的技术能力。

福昌也是这家公司的客户之一。“它存在恶意诈骗供应商钱款的问题―它在即将倒闭的时候还去推订单，让它们加大供货。”这位销售人员说。在他看来，福昌式的倒闭并不能代表中国制造业的趋势，“以前说中国就是个组装工厂。但是现在来看，只要是这个组装行业上游有利润的部分，我们都会去涉及。”

不过，最近一年，他也感觉到公司的订单受到了影响，“除了苹果，其他高端产品的市场需求明显减弱。”

仲量联行华南区工业部总监张宁也从数据中发现，从2014年6月开始东莞一带工厂倒闭的现象增多，导致当地工业厂房的空置率有所提高，一部分厂房因此转做仓储等其他用途。

渣打银行研究部连续第六年对300家在珠三角经营的港资和台资企业调研，有38%的受访企业表示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有所减少。

这与过去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随后的产能过剩不无关系。

以白色家电为例，欧睿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海尔洗衣机销量全球第一。同样是来自欧睿国际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美的与格力在全球家用空调市场分列第一与第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享受着中国这个制造工厂的福利。

但这是一架危险的高速列车，一旦前进的速度放缓，惯性会让列车上的乘客跌倒。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一直挣扎在50%的荣枯线上，其中有4个月低于50%。

制造业涉及的领域较广，产业链长。每个行业都以自己的频率震荡着PMI曲线。譬如，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的走弱，就会影响过去几年中扩张过猛的上游行业，家电、家居零售、汽车零配件等产业随之下滑，而它们的上游又覆盖了多重行业，福昌所属的塑料模具制造行业便是其中之一。

2013年汽车业的爆发让过多的公司进入了汽车外壳钣金件领域。一位曾在山东一家工厂供职的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这个行业的入门门槛比较低，在寻找客户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由于经营困难，他所在的工厂在201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集体离职的情况，一线工人一下子走了20个，约占10%。

他的应对之道就是“赶紧利用业余时间多多学习，然后离开工厂。”

资金循环不畅成了各家小工厂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接工厂的单都要自己垫钱，以前是3个月内就基本能拿到钱，现在大公司接单和收款都比较难，它们的账期也被延长了，有的半年都拿不到钱。资金比较充裕的，还可以撑一撑，钱不多的，干脆就不做了。”汪明说。

他所在的港资工厂主要生产手机壳、打印机配件以及一些较为精密的塑料件，共有4000多名员工，2014年营收约3亿至4亿元人民币。 制造业相关指数1年来的变化（单位：百分比）

汪明住在深圳宝安区新桥村一个由当地人修建、专供出租的小区。这一片居住的都是打工者，住所依据工作职能和租金高低来划分。

新桥村就在京港澳高速公路旁，这是一个制造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它距离另一个制造业重镇东莞长安镇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晚上9点，这条路上还异常忙碌。

一些小加工店分布在这些楼的底层，它们从附近工厂接活，到这里加工。据汪明说，在他租住的房子对面，一家有数控加工机床的店经营得还不错，原因在于这家的老板自己懂设计，购买的又是自动化数字控制加工的机床，无论加工精度还是交货周期都受到工厂欢迎。

那些愿意撑一撑而又贷不到款的，在收不到回款后，也只能黯然结业。

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使银行在贷款方面变得更加谨慎。作为不良贷款集中的领域之一，制造业的贷款难度更甚。

银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091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5%。也就是说，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并不是哪家银行的问题，而是普遍的行业情况。“以前觉得1%都算比较高了，现在觉得1.1%、1.2%还比较正常，可以容忍。银行对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提高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尽管如此，银行风控部门还是对不良贷款的继续扩大有些担忧，这在长三角的制造业、钢贸与煤贸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谨慎放贷多半源于银行自身的经营压力。

对于中小型企业，人去楼空可能是常见的事。一位日资塑胶工厂的前员工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她的一个朋友就遇到这样的情况：50万元货款付诸东流，自家的小加工店也面临破产的风险。

汪明所在的工厂已于近期撤并了位于东莞的工厂，把部分职能与产能并到了深圳。这家工厂还在泰国设立了分公司，以降低日益增长的各种开销。

即便像福昌这样能拿到华为、中兴等大厂的订单，日子一样不好过。“拖欠工资的事时有发生，感觉每年（员工）都要为这个闹一下，”一位曾供职于福昌的员工表示，“有时周末加班也不给加班费，一定要你调休。”

福昌曾在2011年试图向LDS转型，这种工艺被形容成“让塑料上长出金属”，但随着一大批全金属机身的兴起，这种技术还是被纳米注塑所淘汰。后者通过纳米技术将金属和塑料集合在一起，避免了手机信号因全金属机身被完全屏蔽的缺陷。但更高的投资门槛以及更复杂的工艺使得中小企业难以转型成功。

制造金属外壳要用到的数控机床，单台价格从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富士康配备了10万台，比亚迪有上万台，一般大厂至少要500至1000台。算下来，仅配备这一种机器就要耗费数亿元的资金。

在创业板上市的劲胜动用了相当于24亿元的现金加股票来收购上游的数控机床厂商，为的就是扩充自己在金属结构件领域的生产规模，它的客户包括三星、小米、OPPO等。

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机器，就满足不了下游厂商的供应需求，根本接不到订单。用友优普的助理总裁兼广东区总经理李战雯发现，现在大厂对供应商的要求，除了产品品质要过关，对人和系统的要求也在提高。

他所在的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ERP等软件服务，他明显感受到客户这一年来遭遇的冲击，“山寨机在2013年、2014年膨胀得最厉害，配套商大举扩张工厂，企业ERP软件的升级需求也呈上升趋势。到了2014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开始，从后台数据可以看到，它们的订单量开始出现明显下滑，行业开始洗牌。”

更多的中小企业显然不具备足够的融资能力，来完成上述从机器、系统到人的升级改造。

京驰2013年的营业总收入只有40余万元，净亏损6万多元。福昌电子2014年营业收入4.59亿元、净利润1905万元、资产总额7.25亿元、负债5.6亿元―主营业务利润偏低甚至亏损。

尽管福昌尝试过银行、债券、风投等多种融资渠道，但终因8000万元资金缺口而破产。也有分析提到，福昌的老板认为制造业现在利润太薄，选择破产是为了转换经营方向。

原因也许是综合而复杂的，但一个恶性循环可能正在形成―一些工厂因为缺钱做技术投入而拿不到订单，最终倒闭。欠银行的钱变成不良资产，导致银根进一步收缩。

一大批中小企业感受到了生存压力。

京驰的一个五金件供应商的员工认为，福昌、京驰以及9月倒闭的另一家―深圳鸿楷兴都是因为没把握住市场的变化，陷入了被动。

他所在的五金厂去年整体赚钱，到了今年，很多上游工厂支撑不下去，致使他所在的厂订单不饱。“每个月都在亏，拖欠货款、迟发工资时有发生”。最近，他的老板决定上马手机钢化玻璃膜生产线，实现业务转型。

一批工厂正在谋求自救。

黄凤艺在东莞经营一家服装辅料公司，她把一种新型面料运用到织带中，提高了织带的强度，从而拿到了中国纺织的订单。黄凤艺考虑从单纯的代工转向做品牌，提升盈利。

中山悦辰电子的董事长沈洋定下的战略规划是：从一开始，他就只打算做音响ODM，目的是通过与国外大牌企业的合作，掌握音响市场的前端信息和技术，以便运用到自主品牌的运营上。

“我跟客户长时间沟通的不是价格，而是你有什么需求，我能提供怎样的产品，”沈洋说，“市场好的时候，你老扩张，市场一收缩当然困难了。”他觉得这跟公司的管理能力有很大关系。

一位曾从事航空飞机供应链管理工作的人士也这样看。2014年年初，他所在的公司几个到手的项目连续都被印度市场“截胡”。为了开张，他把一个比较小的工作包强行塞给国内一家供应商，逼着他们报出最低价。

“最后看到美国本土供应商的报价时，心都快碎了，只有国内报价的一半还不到。”他认为国内，尤其是国企的竞争效率太低，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成本上升不可怕，效率跟上就可以了。”

所有人都在寻求出路。

出售电子配件的东莞凤岗市场里竖着的牌子显示，机械手配件成了主打热卖品。

它成了中国经济里那只看得见的手。

“智能硬件”和“互联网+”是喊得最响的转型方向。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在最近一个以此为主题的博览会高峰论坛上说，“不是降低工人成本去获得盈利，而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传统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建立新的成本优势。”

但对于中小型工厂，这种转型太难了。

汪明所在的公司也在尝试引入机械臂与自动化生产。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大会上，公司老板向汪明所在的设计部提出要求―在模具设计中引入自动切除废料的工序。

简单来说，一个塑料件―无论它将成为乐高的玩具，还是惠普打印机上的塑料配件，如果是通过注塑模向模具内填充融掉的塑料成形，那么一定会在所注入的模具的内腔入口处留下一个注塑针孔。生产完成后，通常由工人手动切除与针孔粘在一起的废料。若对切除废料的交接处有更精密的要求，就需要为废料切除设计专门的夹具。更重要的是，这一道工序需要两个人倒班来完成。

汪明所在的公司，一个工人每个月的人力成本是4500元，两个人成本就是9000元。

他的老板在那次内部会议中算过这笔账：你们设计时，把切除废料这一工序也纳入模具设计的整体考虑中去，成形冷却前通过自动化控制切除废料，既可以提高精度，还可以节约两个人工的费用，“这些钱我可以加到你们的工资里。”老板说。

这家香港公司在东莞新建了生产线，通过对数控机床编程，实现自动化生产，而在它的下端，加料、送料都由机械手臂来完成。

“小一点的模具也不轻，人工搬运很费力气，让机械手臂来做，只要数据设定合理，送料位置将非常精确。”汪明说。

中国制造业正在金字塔型的结构中寻找自己新的位置。处于最底端的依靠人工的行业，譬如服装和鞋业，没办法通过类似的自动化去提升效率，它们越做越难。在被淘汰的工厂中，还将包括那些跟不上华为和小米的发展步伐的供应商。

在附加值略重的金字塔中端的工厂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技术、资源、资金在朝这个方向聚集。“企业被淘汰，换种方式来看，是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这不代表制造业的衰退。”曾光在采访中提到。

10月24日，Facebook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了小米。在他看来，华为和小米代表了一种新的中国制造。相比之前世界工厂的典型形象，它们的优势不再是低成本及大规模制造，互联网使这些新型制造业企业的思路和行为方式变得更灵活。

互联网也拓展了制造业的视野。从目前来看，智能硬件还在起步阶段。没人知道它最终会如何改善利润走低的制造业。但资本和政府已经忙碌了起来，开始向新产业注资和提供政策补贴。

一时之间，大家好像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尽管还是一拥而上。

那位善于学习的汽车业零配件工厂的员工离开山东来到了北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了工作。

不愿回老家富士康的“制造组组长”阿东则幻想着做大老板。等目前这家公司倒闭，他就要跟一个朋友合伙单干，利用自己积累的技能在东莞长安镇做模具。

面对福昌的倒闭，你不难理解这里的人们的淡定。就像那位来自中山的音响老板沈洋说的：“倒一个怕什么？会有很多新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