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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父亲在大队当会计,每月能领到20元的补助,便开始攒钱,计划买一块手表。
父亲找到在县百货公司上班的表伯,请他在县城帮自己买一块价格实惠点的手表。碰巧,表伯那时正好被单位派去上海出差,便在父亲购得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时这款表的售价是120元钱,可这笔钱对父亲当时来说,可是半年不吃不喝的工资啊!表伯伯把手表交给父亲时说,“好不容易有机会去趟上海,就想法凑钱帮你买了这块表。买表的钱,等你有钱了再还我就是。”
父亲拿到表后,对这块表非常满意,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表伯才好。回到家后,却又有些犯愁。父亲历来是怕欠账的人,父亲说他那一阵子,每天都忧心忡忡,只要他一空闲下来,满脑都是那一大笔欠款的事情,如何尽早把买表的钱还给表伯成了当务之急。
父亲说:“那时候,表伯家的人口多,开支大,而全家老小仅靠表伯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不能让表伯帮了自己忙,还让人家为难呀!”于是父亲下决心把烟给彻底戒了,还把家里喂的一头年猪提前给卖了,才终于将买表的钱凑齐。后来,父亲常给我们讲:“当初真得感谢你表伯帮我买下了这块上海表,逼着自己把多年抽烟的习惯给改掉了。”以至于我们弟兄俩个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也一直没有抽烟的习惯,应该说,这块手表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块手表在物质困乏年代也曾帮了父亲大忙,也算是救了我吧。我出生的那一年,正值后期。谁知我一出生,母亲却没有奶水喂我,没法子,父亲只好四处买牛奶,但有一阵子,县城里拿钱都买不到牛奶。正在关乎我生存问题的关键时期,父亲被派到当时恩施地区的“大寨”——巴东泉口公社,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个公社地处巴东全县最偏远的小神龙架南麓。会议结束后,父亲在等候公社派车送他们回县城的空隙,他抱着试试看的心里走进这里的供销社,父亲欣喜地发现:货架上居然还摆放着那种玻璃瓶装的牛奶。不过数量有限。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父亲决定将这三十来瓶牛奶尽数买下。那知等到结账时,父亲把随身带的钱全部掏出来,也仅够买下一半的牛奶。父亲给供销社的同志说了不少好话,并把手上的表摘下来,先抵押在他们柜台上,并给他们承诺,把牛奶送回住的地方后,就立即把差的钱送过来。幸亏,父亲找一道来开会的公社领导借到了钱,才把表给换了回来。
这块手表,父亲从七十年代开始戴起,直至1996,走时一直都很准。96年9月,父亲送我去荆州上学,我们当时是从巴东乘船去沙市。那天晚上,我们乘的是“江渝”号十一点多的那班船。白天坐车坐累了,开船不久,我便睡着了,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长江上的信号灯船里晃晃悠悠。突然间,我被一阵喧哗声给吵醒,原来轮船到葛洲坝船闸了。我们也随着众人来到船头,欣赏轮船过船闸的壮观景象。等到船闸起起落落完毕之后,轮船很快便驶进宜昌港。天渐渐亮了,父亲想着下一站就到了,于是起身去洗漱间洗了一把脸,然后准备吃东西填下肚子。等他返回我们的仓位,准备从旅行包里拿干粮时,猛然间,父亲抬头对我说:“怪哒,表给忘拿了。”原来,刚才父亲去洗漱间洗脸时,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洗漱台上了。这下可糟了,我和父亲赶紧回去找,洗漱台前除洗脸的旅客外,连表的影子都没见着。
后来,我去南方闯荡了,从深圳给父亲带了一块手表回去。结果,父亲只戴了一阵子,我就再也没见他戴过手表了。看来父亲的内心深处,一定还惦记着他那块上海牌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