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这代人的文字记录之二十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关于我们这代人的文字记录之二十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周冀平，男，27岁，四川眉山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供职于万安公墓。
我在大学读书时专攻近现代思想史，也一直雄心勃勃地想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但毕业时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却深深地困绕着我。这时，一位老师告诉我，万安公墓正缺人，而且公墓内的烈士陵园是国内现存生平史料最为完备的地方，这对我搞思想研究无疑是得天独厚的。这样我就抱着“看看吧”的念头去了公墓。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公墓就是埋死人的地方，注定了与荒凉、破败、不祥与慑人心魄的恐怖感紧密相连。但到了万安公墓一看，山清水秀，树木葱笼，整个一派世外桃源的优美景观。公墓里除了烈士陵园，还安卧着朱自清、王力、张西曼等一听名字就足以让我肃然起敬的人物。当时，一股浪漫的情愫流遍全身：能在风景如此迷人的所在，伴着这些虽已作古但声名长在的人物，读书、思考、写作，该是何等惬意的事情。世上莘莘学子，谁能有此福分！
在万安公墓度过的第一夜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那晚风雨交加，门窗锐响个不停，像是无数孤魂野鬼在游荡呼叫。虽说我受过高等教育，大概也还算是个唯物主义者，可内心里对传统的鬼神之说并不能完全摈弃，所以，听着那些响动，实在是掩饰不住心里的胆怯和悸怕。再加上我对面住着一位同事，他的女儿患神经病，半夜两三点钟还在院子里晃悠，一边嚼着一根生茄子。风雨稍歇，嚼生茄子的声音清晰可闻，我真是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就这样瞪着眼睛挨了一夜。第二天很不踏实地推开门，见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四周一片盎然生机，哪来的鬼啊魂的。我一下子就笑了起来。从那以后，在公墓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每天晚上睡得都很踏实。
我去公墓的目的曾经很单一，就是为了完成思想研究，《早期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一文不久便初具规模。但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的兴趣会转到对殡葬史的研究。
1990年11月，民政局正在编《民政志》，公墓主管部门推荐我参加《殡葬事业篇》的编写工作。于是，我下到10个区县的殡仪馆搞调研，对殡葬业也就有了最初也是最直观的认识。我发现常人对殡葬的了解实在是太浮浅了。“殡葬，就是烧死人呀1把许多死人往炉里一推，点上火烧……”这解释里透出一股子残酷、可怕与恐怖的味道。事实上，现代殡葬完全是另一回事，无烟、无灰尘，一尸一炉，全封闭彻底燃烧，既安全又卫生，接尸工、火化工接触尸体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现代殡葬业的封闭和为人所误解的格局，多年来未有丝毫改变。
那次调研，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普通的殡葬工人。许多年来，他们都不得不顶着世俗的偏见工作和生活着。有人告诉我，1958年八宝山公墓刚建成时，工人们就极受歧视。公共汽车上，只要是他们坐过的位子，别的乘客就坚决不坐。有的工人只好坐到玉泉路站就提前下车，再步行一站去上班。近40年了，殡葬工人的这种“待遇”一如既往，但他们依然活得那么真诚，那么坦率。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敬业精神，足以教每一个旁观者为之动容。
可以说，那次调研对我的人生是一个大转变。以前，为了使别人舒服些，每次作自我介绍时我都说自己是民政局的。现在，我开始介绍自己是万安公墓的。听的人就咂嘴：“北大的，公墓，太可惜了。”这话我听着极不受用，再作自我介绍时，我就声音颇大地说：“殡葬处，与死人打交道的。”听者的脸色就会变样，原来很密切的身体距离也会陡然拉大。这时，我就开始对他或她大谈殡葬业：“殡葬业是基于社会需要的一种职业，而且从某种角度看，还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职业。山顶洞人尸骨的周围往往有一圈赤铁粉，这说明那时就已经有了殡葬的仪式了……”
1991年，我完成了《殡葬事业篇》：随后，又完成了《殡葬行业中的文化建设》一文，并在《中国殡葬报》选发了部分章节。1993年，国际殡葬年会召开，这篇论文又在会上全文宣读。隔不多久，《公墓和烈士陵园在社区社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又如期完成……渐渐地，我的兴趣已彻底转入对殡葬史的研究和考察，并于1993年全力投入了《北京殡葬史话》一书的写作，现在已基本完稿。眼下，我正在为另一本新书即《北京殡葬史》作准备。这本书将比“史话”更完整、更权威，也更具史学价值。我在书中将更多地借助于现有的考古资料，向人们展示从远古墓葬到现代殡葬的发展史……
偶尔，会有昔日同窗打来电话，他们总是惊呼：“你怎么还在那里？”我反问：“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然后我告诉他们：“我活得很充实，也很开心。”电话那头的声音就疑疑惑惑的：“是……是吗？”
尹立红，24岁。1991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外语系，现为北京燕莎中心凯宾斯基饭店预订部经理。
3年前，当我决定去凯宾斯基饭店培训中心接受专业训练时，父母和亲友们都疑虑重重，他们觉得像我这么一个娇生惯养又弱不经风的小丫头，怎么能去饭店做那“伺候”人的营生呢1再说，丢掉了铁饭碗，也没有了档案袋，以后真发生个什么变故，我不就全毁了么？
1992年5月1日，我正式成为凯宾斯基饭店预订部的一名职员。上岗没几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紧张。那时，整个饭店的客房使用率非常之高，常常客满或收到超量的预订。我和其他同事（都是些和我一般年龄的女孩）每天都得从早到晚地坐在计算机前，处理繁重的预订业务。有时忙起来，竟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饥肠辘辘地坐在计算机前，手指还得在键盘上上下翻飞，为能否按时完成任务而忧心如焚，那种感觉，我至今犹历历在目。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因为不幸的是，预订部的经理是一个叫做凯瑞克·安道夫的德国妇女。同许多德国的管理者一样，凯瑞克对部下的要求极为苛刻，不允许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一旦出现错失，除严厉的训斥之外，还要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扣除的薪水和奖金决不会是一笔小数目。在凯瑞克的辞典中，还决无任何迟到的理由，正点上班是无条件的。
开始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女伴们普遍地感到不适应。有时，收到了罚单，会偷偷地躲在一边抹眼泪。但现在看来，我还得感谢凯瑞克的严格管理，因为我在职业意识和职业观念上的巨大转变，熟练处理各种业务的能力，有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凯瑞克的严厉。
1993年初，我被提升为部门主管；几个月后，我接替凯瑞克的位置，成为预订部经理。
自从到饭店工作以后，我一直都是住在我的母校——北方交通大学。从交大到饭店，我每天都要乘坐好几个小时的车。早晨6点多钟就得出发，到晚上回到交大时，常常已是八九点钟。匆匆吃点饭就得赶紧上床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赶早去上班。有时累得真想放声大哭一场。能够赖上一天不去上班，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个够，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奢望。但一想到部门还有许多的业务等着我去处理，便再也不敢海阔天空地想，只能硬撑着赶到饭店，去继续未完成的工作。有些人只知道在合资饭店工作，环境优雅，薪水极高，却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我们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我认识的一些同事，就因为忍受不了饭店严格的管理条例和超强度的工作量，而不得不离开饭店。
做职员时，因为繁重的工作，感到的是身体的疲惫和劳累，做经理后又多了一累——心累。我常常不得不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当我的部门里有员工出了差错，上司责令我严加惩处时，我的难题就来了。一边是上司，一边是与我朝夕相处的小姐妹，说实话，要让双方都满意，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必须按规定办，事后却还得一次次地找被罚的职员谈话、做工作。职员思想通了，我也唇干舌燥，精疲力竭了。但看到被罚的职员第二天又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我的感觉毕竟还是很欣慰的。因此我也深深地感到，要管理好一个饭店，自然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而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也同样必不可少。
我现在已是一个部门经理，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升到更高的位置。没准将来我也可以领导一个颇具规模的星级饭店。我固执地认为，事在人为，只要持之以恒，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梦想成真。